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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是黑人音乐家。我们对此的回答是：“音乐是不分肤色的。”我们看到了，在每一个夜晚，特别是我们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访问的时候，我们所到之处，那里的人们都喜欢我们的音乐，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肤色，我们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对他们来说都无所谓。

我们想成立自己的公司，是因为我们想有所发展，想在音乐界为自己树立起一个崭新的形象，我们不仅仅是歌手、舞蹈演员，还要成为词作者、曲作者、配器者、制作者，甚至出版者。我们的兴趣是那么广泛，需要一个起保护伞作用的公司来扶持我们的事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经同意我们制作自己的唱片，是因为我们当时的两张唱片销售量很大，但《不同的女性》表明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只有他们认为值得时，才会同意我们发展。他们对我们提了一个条件，既由他们为我们选派一名验收人员。此人名叫鲍比·科洛比，曾经和“血汗泪”乐队一起干过。他来监督我们，时时看看我们怎么干，也看看我们是否需要帮助。

我们明白，五兄弟还需要别的音乐家的提携，从而使我们的音乐达到最佳效果。我们有两方面的弱点：一是键盘乐器的演奏方面，一是磁带两面歌曲的安排方面。我们虔诚的把最先进的技术引进我们在恩西诺的录音室，但我们使用起来并不得心应手。虽然作为一个职业录音专家，格雷格·菲林根斯显得太年轻了，但他解除了我们的忧虑，因为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对新事物、新方法持开放态度的人，而不是我们在过去那些年遇到的因循守旧的家伙。

他来到恩西诺，为我们做录制前的准备工作。我们彼此对对方的工作表现都喜出望外，相互之间的成见也烟消云散了。这真是令人欣慰。我们向他介绍我们新歌的创作意图，告诉他我们想像费城国际唱片公司那样，对音响的合成格外重视，可是，当我们把各种乐器配在一起演奏时，总是觉得它们在互相干扰，所有的弦乐声和打击乐声乱作一团。我们想让音乐更加清晰，节奏感更强，低音部分更强有力，而管乐部分更加嘹亮。格雷格创作的音乐节奏非常美妙，正像我们向他描述的那样，而且还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意图。我们觉得，他好像能看透我们的心思。

那时，从鲍比·科洛比那儿来了一个新的成员和我们一起工作，他叫保林豪·德科斯塔。他的到来使我们很担心，因为这好像意味着兰迪一个人已经担负不了全部打击乐器的工作了。可是保林豪带来了来源于古代巴西桑巴舞的打击乐器，这种经过改进的，根据需要而设计的乐器很简单，往往自己就能制作。当德科斯塔的乐声使兰迪的传统演奏方式增添了新的活力时，我们觉得我们的音乐已经征服了整个世界。

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讲，我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在摩城公司，在费城国际唱片公司与我们共事的都是世界上最聪明，最优秀的现代派流行音乐家，对我们来说，如果不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多的吸收有益的东西，是非常愚蠢的，但我们又不能做模仿者。值得庆幸的是，鲍比·科洛比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名叫《怪罪摇摆乐》（Blame　it　on　the　Boogie）的歌使我们得以走上新的起点。这首歌节奏明快，正好适合我们所致力培养的乐队的风格。我特别喜欢轻快的唱那句主旋律：Blanme　it　on　the　Boogie，我可以一口气把它唱下来，嘴唇都不用合拢一下。我们觉得那张唱片内套上写的东西特有意思，《怪罪摇摆乐》这首歌是英国的三个家伙写的，其中有一个也叫迈克尔·杰克逊，这真是惊人的巧合。其实，我自己写写迪斯科歌曲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过去经常在我唱的主要的歌里插进去一些供跳舞的间奏。

我们的未来还有那么多飘忽不定和令人兴奋的东西，我们正在经历着许许多多事业的和个人的变化——我们的音乐、家庭，我们的愿望和目标。所有这些，使我更严肃的思索应该怎样度过此生，特别是在处理和同龄人的关系方面。我一直承担着很多责任，可是突然之间，好像每个人都想替我分担一些。我没有那么多东西要别人替我承担，我要对自己负责。我要好好审度一下我的生活历程，然后搞清楚人们需要我的什么，我应该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谁。我还必须学会小心防备我周围的某些小人，虽然对我来说，这是件困难的事情。在我的心目中，占据最高地位的是上帝，其次就是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我想起一首克拉伦斯·卡特唱过的老歌，名字叫《二亩三分地》（Patches），唱的是当一个农民的父亲死后，大儿子承担起照顾农场的责任，他的妈妈告诉他，她就全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