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第1/4 页)

黎海东说：“谢谢你们，你俩在这和我一起做窑工吧！等待时机，再闹革命？！”

“不。枪，交给你。从此我们洗手不干革命了，回家安分守已，种田度日子。”

徐海东一看他们主意已定，现在又不是时机，也就没再劝说。

“我这就剩两块光洋，给你们吧！好好种田，将来想干了，再来找我！”徐海东叮嘱说。

枪啊，枪，八支仅剩三支。这三支枪成了徐海东东山再起仅有的武器。

徐海东仍然是个“夜游人”。没几天，他就和陈定候、江竹青、张养民等几个一起闹革命的人联系上了。他们约定：不再藏头躲身，就在窑工和农民中开展工作。他们相信：只要能把周围的人都拢到革命一边，定能开拓出一条生路来。

三十七年后，徐海东回忆说：那时我虽然看不清革命的前程，但革命的信念没有动摇。仗着自己懂一些军事，胆子又大，百事不怕。从实际斗争中我体会到没有枪杆子就不能生存，四处活动搞队伍。在敌人“清剿”过去后，奔跑着找过去的农民自卫军队员，秘密地组织武装，活动方式，采取夜间集结，白天解散。武器多是大刀、长矛。那时自己还不懂得要建设一支什么队伍，革命处于低潮，队伍总是拉不起来。自己就在这种苦闷中，度过了半年。有时苦烦了，就吃上几杯酒，想再轰轰烈烈搞起来，苦于没有办法。（见徐海东著《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8页。）

暴年关打游击　人赞徐老虎1928年腊月初的一个深夜。黄陂县城三十里外的一座破祠堂。

破祠堂坐落在山坡上。前两排房子破旧颓败，杂草丛生。最里一排房子，是个大厅。大厅屋顶上坐着两个人，在夜色里成了屋脊上翅起的“兽头”。大厅旁的小耳房里，窗户被蒙着，油灯下，黄陂县委正在研究重大行动方案。

寒风凛冽，夜霜沉落。耳房里四个人的心情激动万分。县委代理书记老王，脸白白的，留有分头，一绺头发耷拉下来，他用手朝上捋了捋，坚定地说：“现在全国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了。根据省委的指示，我们要去各地举行暴动，迎接这个高潮的到来。革命么，就是暴动，就是不失时机，发动群众，点起火把，冲进地主的庄园，打土豪、分田地、分财产、分粮食，消灭敌人。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暴动。就是暴动精神，这是不能怀疑的。”

“可是，暴动，现在条件成熟没有？我们现在的力量够不够？黄麻暴动成功了，都成立了革命政权，但敌人一来，迅速失败。”徐海东不善雄辩，皱着眉头，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提出了质问。现在的徐海东，不是从前了，不但责任重了，县委委员、军事部长、夏店区区委书记、县里游击队队长，更重要的是，吸取黄麻暴动的教训，想问题、办事情更多地注意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了。

“海东同志，你是县委领导下的武装队伍的负责人，是军事部长，你可不能动摇、手软呀！暴动是党的决定，是党的指示，我父没有犹豫的余地。什么叫条件成熟？什么叫力量不够？条件不是靠我们创造的吗？！只有暴动，才能唤起千万民众；只有暴动，才能打出我们的天下；只有暴动，条件才会成熟；也只有暴动，办量才会壮大。没有暴动就没有革命，就永远没有人民的幸福！”

这位老王书记，实际上才二十多岁，比徐海东还年轻。他是个读书人，家庭虽是个中小地主，对革命事业却很激进、很坚定。

徐海东虽听说过马克思主义，但没读过马克思的书。他只觉得，现在这么做，不太适时，但又说谎不出道理来。他毕竟是个耿直而又负责的人，他问：“那暴动以后怎么样？”

“这是个幼稚的问题。还怎办？杀死土豪劣绅，杀尽贪官污吏，耕者有其田，人民当家做主，建设新政权。这不是很明白的事么！”

老王口才好，又易激动。白脸变成了红脸，两只眼睛闪闪发亮。

徐海东服了。他想，这是党的指示和决定，我不能有半点疑虑。我是个穷窑工，还会手软？对这些人，只有血战到底，决无罢手之说。他说，“党的决定，我徐海东坚决拥护，执行到底。”

“按上级党的指示办吧！”另外两名县委委员没有不同意见。

徐海东和同志们在当时情况下，还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党内“左”倾路线推行的盲动主义，错误地估计了处在低潮的革命形势，盲目行动最后必定以失败而告终。

县委会议形成决议：举行年关暴动；时间定在阴历腊月三十除夕夜；总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