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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小兵 政治运动

下岗 卖*

贫下中农 党委

党支部 革命精神

战天斗地 马列主义

批林批孔 部队

斗私批修 公检法

工宣队

4意义：

这些特别的造词在那四十年里，起到了特别的宣传和运用。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些造词不是文化上的正当出现，而是意识形态里的需要。大多数是刻意造词的意思，所以它没有成为正统文化上的继承意义。如果现在你看看当时报纸上经常出现的词，你会觉得怪怪的。所以，这些造词一点意义也没有。

2009…3…21 于遗世小屋

21 藏书的崩溃

我一直想象有一个宏大而深沉的藏书室，所有我喜爱的好书，中文的和英文的，都在这儿。书架柜要用实木做的，亚光饰面，像文件柜一般待在书房里。开架式的书柜上书籍整齐叠放，归类排齐。书房里要飘有书香。书房里有多路照明。书房当中的读书台子，我要像会议桌一样巨大。上面我要放我的电脑、稿作、书籍等等。有时候我读累了，到落地长窗那儿把窗帘掀开，或者走到阳台上看看蟠曲的紫藤花——

可实际上我眼前的书房，没有想象中的美！

九十年代中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我藏书的美文。这篇文章的草稿如今不知道放哪里去了。文章里我主要说了我可怜的藏书，几经收藏，几经崩溃。时隔几十年后我依然能重新写这篇谈藏书的美文内容。

那篇美文当时叫《藏书的革命》，我是强调我们要把不合时宜的藏书扔掉！

它是延续我早年读书时很重要的感受而写的。因为我的读书情况，大概和很多国人的读书情况相似，就是，社会的丕变，藏书也几经崩溃。想想真惨，我这二十多年里，藏书先后进行了三四次的重新崩溃。我主动崩溃不适合的藏书，就是为了干净读书的环境。

第一次我扔掉我藏书的时候，是我25岁的那年。那时我在浙江的镇海演出。在镇海的街上，我看见一家书店里放的全部是於梨华的作品。那时我已经读过於女士的《又见棕榈　又见棕榈》小说，对台湾的文学很是新鲜感。我当时就买了20多本於女士的作品和一些台湾出版的诺贝尔奖小说。我打了箱子回上海。回到我的小屋，看看横梁上的陈年书籍，我第一次嗅觉出我读书的陈腐！　这些书都是“*”的产物，还没有从我家里清除掉。我当时还有四本《战地新歌》、一套《上海早晨》和一本《金光大道》等等。我不由细想，就把梁上的这些书籍全部卸下来，再把我的藏书的横梁糊上道林纸、镇平，宛如藏书的搁板，于是，我非常兴奋地把新买的书籍放上。我在藏书的横梁上留出很大空间，因为我预感到，我将全部重新藏书。

我的第二次扔掉藏书是1994年，那时我正式退出江湖演出，回小屋准备潜心写作。我走了很大一圈，包括我的婚姻，又回到我的遗世小屋里，唯一的行李是我新添的两箱藏书。那几年里出版界风气正了，头脑有了，眼界开了，胆子大了，都在系统地出书。包括有争议的书籍、有问题的书籍。所以，那段时候我的读书生活非常活跃、激进。我在我家附近的文庙书市里买到的好些“很有教益”的书籍：如司马长风著的《中国新文学史》（三卷）、卡内蒂著的《迷惘》、杜加尔著的《蒂博一家》和毛姆著的《人性的枷锁》等等。这样的藏书，让我的读书生活上了一个等级。我一下子打开了一扇智慧的天窗。写书的梦想由此而来。但是，很快这些藏书又有新的版本出来了。

第三次扔书和第四次扔书分别是1997年和2002年。这两次都是版本的问题，使我不得不把旧的书籍扔掉。直到九十年代末出版界才显示成熟出书的繁荣景象，财大气粗的出版社就在版本上、装帧上和名气上打牌。其中《译林》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的书给我的影响很深，他们集辑出版的书籍很适合收藏。

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