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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电话给韩律师,问怎么办?韩律师说:算了!
我也不好再问什么,只有向老天祈祷,保佑杨晨平安无事。
第二天的法庭上,我的心情乱糟糟的。一眼看去被告席上的杨晨显得瘦骨嶙峋、苍老衰力,一头凌乱的长发把她的脸遮去了三分之二,她始终低着头。虽然看不清她的面部表情,我敢肯定:此时的她悲痛欲绝、满目沧桑。
韩律师据理力争,对案情的分析、证据的把握从容不迫。他认为:第一,作案时盛装药物的瓶子至今没有找到。第二,作案时间不符,如果按法医鉴定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夜间十二点的话,那么死者喝下药物的时间应该是夜间十一点,可是根据目击证人交代,当晚十一点死者还在外面。死者所在的物业处有录像显示死者是在当晚的十一点四十五分乘坐电梯回家。第三,在案发当晚,也就是在当晚的十点二十分的时候,死者曾接到一个电话,到目前为止还未能查明这个打电话的神秘人是谁?就以上三点可证:如果认为我的当事人就是杀人凶手的话,恐怕不能信服。
法庭的辩论几乎达到白热化的地步。法庭认为:辩论的焦点不是杨晨有没有杀人,而是杨晨的罪刑轻重、该不该减刑。这让韩律师难免有些尴尬。
杨晨始终说自己不是凶手,没有杀人,却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无辜。法庭再次进入紧张状态。
正在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女人。她走到观众席的最前面说:“法官大人,人是我杀的,我是来自首的!”
众人一片惊嘘!全场观众震惊了!
第四十四章
来人正是我苦苦寻找的沈海露。
只听法官大声问:“你是什么人?”
沈海露走到杨晨的旁边说:“杨晨,我对不起你,让你受苦了。”然后她又抬起头,正视着法官大声说:“我是沈海露,是被告人的母亲。”
法庭一片哗然。
“肃静!肃静!”法官不停地警告着。
杨晨抬起头,用惊恐的眼神看着沈海露。
沈海露镇定了一下神情,说:“是我杀了石海星。案发当天中午,我趁人多混乱的时候,偷偷地把死者的止疼药换成了安眠药。安眠药并不能至于他死地,但是他可以缓解强化麻醉剂的刺激性,于是我在当天晚上10点20分的时候,给死者打了个电话,约他到了‘巴克斯’咖啡馆,趁他去厕所的时候我把强化麻醉剂放进了他的杯子。”
“你为什么要杀他?”法官问。
“为什么?”沈海露冷笑了一下说:“石海星是个恶魔,他害死的人太多。”
“请注意你的用词,不能凭空说话,这是法庭!”法官说。
“对不起,法官大人。”沈海露用手拢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说:“24年前,我和会东县通安村的杨树忠结了婚,杨树忠虽然有点破脚但为人憨厚、忠诚正直,日子虽然穷了点,但也很和睦,没有想法没有欲望,日子平淡而充实。第二年的春天,我们有了女儿,我的女儿是早上8点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天阳光明媚,所以我们给女儿取名为:杨晨,倒过来读就是晨阳——早晨的太阳。
女儿的出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我爱我的家、我的丈夫,更爱我的女儿。那时村里人都喜欢去外地做工,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热衷于外出。在我女儿三岁那年,我们一家三口去了昌里市,然而现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到了昌里市,我们住的地方都没有,忙活了两天,我们终于有了家——在工地上的一个墙角里搭起一个棚子,顶部用石棉瓦压了一下,还有两面是也是用石棉瓦遮挡着,这还是通过老乡的关系才能有这样的待遇,而且还住不长。在我清楚的记得,刚搬进去的那天夜里下起了大雨,电闪雷鸣,女儿吓的哇哇大哭,天上的雨竖着流,我们床下的雨横着流,整个房间没有一处可以下脚的地方。我和丈夫搂着我们的女儿一直坐到天亮。
天亮后,我们就出去找活做。一个星期下来毫无收获。最后,我们在老乡的帮助下,在昌里市摆起了地摊、做起了小本生意。虽然赚不了什么钱,至少可以糊口。半年过后我们就搬出了工地,在摆地摊附近的居民区租了一间房子。从此我们有了一个像样的‘家’,那时候,由于我丈夫的腿脚不方便,进货全是由我一个人承担,无论多晚回来照样做饭洗衣,喂孩子。我丈夫负责看摊位。日子紧巴巴地过着,倒也充实,总算有个事儿做、有个奔头了。
在我进货期间,我认识了一个人——石海星,他是做货运生意的,自己有个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