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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银行伦敦支行已经被皮尔逊控制，巴黎支行事实上已被解散，而他自己又身在纽约。在成功欲望的驱使下，他不得不在纽约支行的基础上重振整个公司。

如果说安德鲁在12月9日的短函在实质上仅仅是他意图的流露，那么一个月以后他就正式向阿尔兹切尔施压了。在一封三页的信中，他明确地告诉阿尔兹切尔，解散由阿尔兹切尔一手创办起来的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时候到了。他还提醒阿尔兹切尔，　“一年多以来”　他一直努力说服阿尔兹切尔，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必须解散。“事实证明，我说得没错。”他在信中这样说道。他还提到了1941年9月的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董事会会议，他本来希望阿尔兹切尔能在会议上宣布解散基金。“当时存有友谊和抚慰之心，因此我没有进一步要求。但在这以后，我们从去年10月月末开始又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安德鲁在信中写道，战争的爆发让他有充分的理由（外加其他原因）迅速解散基金。“我希望聪明的你能够主动解散基金，因为你是公司的决定性人物。我真诚地希望自己能说服你，让你相信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完全必要的。我们要正视现实，不要抱有徒然的幻想。在1942年我们将不再让公司的资金遭受无谓的风险。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人会因此而失去威信。恰恰相反，这是见识和勇气的明证。”安德鲁在信中解释说，自己已经就此思考了“很长时间”，是出于“朋友”的忠诚以及“巴黎合伙人的责任”来发表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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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1　大　佬（27）

为了确保阿尔兹切尔能明白自己的意图，安德鲁在结尾处这样写道：“我希望这次我能成功地说服你，你能照我的意思做。我希望你能清楚我的观点。说实话，对我个人而言，时刻肩负公司的责任非常劳心劳力，我已经目睹了公司太多的困难和危机了。”

这封信直接导致了阿尔兹切尔的大权旁落，但是他不得不放低高贵的身份来咽下这枚安德鲁给他的苦果。他曾帮助安德鲁来到美国，并帮他安顿下来。在安德鲁抵达美国后，阿尔兹切尔还邀请他到自己庄园度周末，安德鲁在那里结识了第一位美国驻联合国女大使马丽塔·特里等社交名流。阿尔兹切尔还帮助安德鲁的儿子菲利浦进入迪尔菲尔德中学和哈佛大学念书；他甚至还在1943年1月给国务院写信，试图帮助安德鲁的侄子、身陷西班牙监狱的米歇尔·韦尔获取美国的紧急签证。

尽管他提供了如此多的帮助，但到了1942年年初，他在工作上还是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安德鲁在32层的高处不断向他发难。而且他也没有收到皮埃尔·戴维－韦尔的任何消息，现在只有皮埃尔是安德鲁的制衡力量。1942年2月，犹如晴天霹雳—他受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领导人罗伯特·金德斯利伯爵的尖锐指责。出于礼貌，阿尔兹切尔向金德斯利报告了纽约合伙人的年度变动情况。但不知何故，金德斯利似乎被惹恼了。他给阿尔兹切尔写信说，自己宁愿收到纽约合伙人寄来的“私人信件”，也不愿意“被当做一名普通合伙人那样看待”。为了让事情平息下来，阿尔兹切尔过了六周才回复这封信。他很诚恳地回复说，自己很感谢金德斯利的“正确批评”，而且他还说：“我们之所以没有及时通知您关于纽约合伙人情况的变动，主要是考虑到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您肯定要处理大量的紧要问题，因此合伙人变动这种小问题暂时可能不甚重要。此外，相对于业务量的缩小，人员变动的重要性就位居其次了。这也说明我们在将来还有许多问题要处理，这些事情在一朝一夕是无法得到满意的解决的。”他在信中告诉金德斯利，他希望“皮埃尔在不久后”能亲自来纽约视察，这样就能“有机会向他请教”，进而让公司有更明朗的前景。

但是当皮埃尔在1942年5月来到纽约后，安德鲁对阿尔兹切尔的敌意并没有得到缓和。皮埃尔·戴维－韦尔和阿尔兹切尔之间的关系很友善，他们具有贵族气派，而且都很圆滑，这和理性好斗的安德鲁完全不一样。“皮埃尔对安德鲁的称呼总是中规中矩。”　马丽塔·特里曾经这样说，“虽然我感觉皮埃尔钦佩他，相信他而且依赖他，但是我不觉得皮埃尔喜欢他。”但无论如何，皮埃尔和安德鲁以所有者的身份联合了起来。在他们眼里，阿尔兹切尔不过是一个拿着高薪的雇员。就安德鲁而言，在尽量融入纽约上流社会的同时（他会穿着三件式套装去拜访阿尔兹切尔的农场）他开始私下里向其他从欧洲移民过来的朋友吐露：“在一年里，我将成为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