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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宗源说，一些领导干部和公安干警长期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这次事件中，黑恶势力正是利用群众的这种不满情绪，挑起事端，公然挑战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借机扰乱社会、趁火打劫。因此，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对此，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四、“6·28”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3）

贵州省委对处置瓮安“6·28”事件及时作出五条决定：

第一，严查彻究在此次事件中严重失职渎职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

第二，谣言止于真相。要向社会及时、真实、准确地公布事实真相，这是处置“6·28”事件十分关键的一项工作。社会舆论要求及时了解事实真相。

第三，进一步稳定群众情绪。贵州的各族群众是非常淳朴善良的，也是非常通情达理的，在处置事件过程中，必须始终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

第四，必须严厉打击各种黑恶势力。

第五，必须进一步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瓮安“6·28”事件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富玉分析认为，瓮安三中学生李树芬溺水死亡，这一简单的当事人非正常死亡事件，为何酿成滔天大祸？值得深思。概括地讲，在于当地积案过多，积怨过深，积重难返。

一是当地党委、政府及公安部门维稳工作在思想和行动上并未高度重视。瓮安县是一个社情民意比较复杂的地方，历史上就曾发生一些恶性案件，但这些事件并未引起县委、县政府的反思，一些领导甚至认为，只要经济上去了，就一了百了，稳定工作有部署无落实，有安排无检查。事件发生时先是有学生*，然后聚集上千群众围观，但事前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都没有任何信息。信息不灵，思想准备不足，应急预案没有，以至于事件发生时束手无策。

二是对刑事犯罪活动打击不力。瓮安县有组织的帮派有五六个，公安机关虽有打击，但未从根本上铲除，活动仍很猖獗，“两抢一盗”、打架斗殴案件时常发生，群众普遍感到没有安全感，当地流传着“好人散了伙，坏人结了帮；治安搞不好，难以奔小康”的顺口溜，以示对社会治安的不满。

三是群众的一些合法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近年来，瓮安县经济社会得到较快发展，但在移民搬迁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革改制中，出现了各种矛盾，沉积的有影响的重点信访案件就有20多起，各种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化解。大量积案和积怨的存在，是导致党群、干群、警民关系紧张，甚至产生仇官、仇警、仇富心理的重要原因，使部分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心不足、信任不够，家属包括一部分当地民众对警方公布的李树芬死亡原因表示怀疑，以至于事态恶化，发展到不可收拾。

四是事件反映出瓮安县基层组织和少数党员干部党性丧失，政治意识不强，法律意识淡薄，整个事件中，很少有基层组织和干部主动出来劝阻。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一些部门和干部在遇到矛盾和问题时，不敢面对群众，不善于深入群众、耐心细致地做群众工作，对群众的冷暖关心不够，在工作中不敢碰硬，怕得罪人，甚至存在执法不严，情大于法，以情代法的现象。有的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欺上瞒下。有的干部队伍不纯洁，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充当黑恶势力的“通信兵”和“保护伞”。一些学校存在重智轻德现象，注重对学生的文化知识教育，对思想品德教育重视不够，社会黑恶势力已经在向青少年渗透。一些群众对利益诉求的期望值太高，漫天要价。以至于事件发生时，部分干部、群众和学生尾随、围观、起哄，甚至有的群众和学生直接参与打砸抢烧。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五、迅速启动干部问责程序（1）

贵州省委对瓮安“6·28”事件相关责任人，在事件发生不到一周之内便迅速启动干部问责程序，开了中国重大突发群体性事件干部问责的先河。

2008年7月４日凌晨，黔南州委及瓮安县委组织部门在瓮安分别宣布任命庞鸿为瓮安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周胜为瓮安县公安局政委。原瓮安县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政委罗来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