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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涡中（3）
紧接着，###发布了关于鲁迅的复职令，平政院也通过了议案，算是“平反”了。然而，这个桀骜不驯的人物，不但没有因此收敛锐气，反而变得更加好斗。他不会轻易转移他的斗争目标，那就是：政府。 正当女师大学生为她们的胜利斗争欢欣鼓舞时，一个意外的打击，使她们一下了完全陷入黑暗里。 3月，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等交战，奉军失利，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保护它在中国的利益，于12日炮击国民军布防的大沽口，并纠集辛丑条约中的各国，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18日上午，北京二百多个团体，十多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会场上高悬书写“段祺瑞铁蹄下之血”八个大字的血衣，气氛十分壮烈。会议通过驳复最后通牒，驱逐署名最后通牒的公使，成立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等决议后，组织了一个两千多人的请愿团，高呼口号，直奔政府所在地铁狮子胡同。由于面对的是专制反动、野蛮的政府，因此，希望和平对话只是一种幻想，流血冲突是必然的。当天，被枪杀的学生群众就有47人，伤200余人，构成现代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惨案”。 这一天，许广平原来是计划参加请愿的；出发前，把替鲁迅抄的书稿送到老虎尾巴时，被鲁迅留下来了。鲁迅始终认为，一个政府，如果真的是国民的代表，原也无须请愿；如果不是，请愿又有什么作用？但是无论如何，他想不到政府的手段会是如此凶残。噩耗传来，死者中竟有他的两位学生：刘和珍和杨德群，这使他感到了无法承受的巨大的悲痛，致使一篇刚刚开头的题为《无花的蔷薇之二》的文章以另一种内容续写完成。在最后一节，他写道： 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它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话，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写完，他特意注明：“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他要让自己，以致所有的中国人记住这个日子。 政府一面穷凶极恶，一面力图掩盖事实真相，宣布死者为“暴徒”，请愿为“暴乱”，枪杀学生自然是“平暴”了。除了歪曲的新闻报道之外，一群聚集在《现代评论》周围的文人学者也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散布流言，污蔑群众和青年学生，说是“自蹈死地”。其实，自女师大事件以来，这批被称之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便一直与章士钊、杨荫榆等沆瀣一气，说“闲话”，放冷箭，甚至公开与学生为敌。尤其是陈源，他的《西滢闲话》，可以做为官方喉舌的代表。鲁迅与他们之间的缠斗，耗费了不少心力，但也因此留下了收入《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的许多篇章。收进《坟》的最后一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虽然是关于革命历史的经验性总结，但明显的是为面临的现实斗争激发而写的。如果说“痛打落水狗”的公式带有隐喻性质，那么，他在这个时期中所写的杂感，大多属于公开的私人论战的文字。所谓“论时事不留情面，砭锢弊常取类型”，几乎把每一个论敌当成为一个典型，从单个的解剖来揭示人物的共相，因此，就像瞿秋白曾经指出的那样，像章士钊、陈西滢之类，都是明明白白地可以作为政治名词来读的。这是鲁迅在斗争实践中开创出来又一种文体风格。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陈源照例说“闲话”，说是罪在群众领袖，而非政府；正是他们“叫”人去“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的苦”的，女师大学生也是因为被“叫”才“不得已”参加的，所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