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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秦东经过几番思量决定采用明朝万历朝的张居正改革的《考成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改革，而且它的作用即使在后世二十一世纪也深深影响了世人。

张居正的《考成法》的主要内容有两条：“第一，　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第二，　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对所属官员承办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须登出一件，反之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处罚；六科亦可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限事例进行议处；最后内阁同样亦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

说起来很简单，比如一个知县。每年开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录成册，自己留一份，内阁那里留一份。到了年底一对。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做，那就恭喜你了，收拾东西准备去守城门吧。如果你到了城门口依然如此，对你的处分也依然如此，直到卷铺盖滚蛋为止。

考成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年底考核制度和效绩考核制度，年初的时候制定当年的绩效目标，年终的时候对年度绩效目标进行总结，凡是未完成绩效目标的——即绩效评估不合格的。一律降职处理，这完全符合我们现在的绩效管理理论啊！

张居正之所以选择考成法作为他一系列改革的突破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　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在成也。”“顾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

张居正认为朝廷颁发的法令、章程，案牍劳神，不可谓不多；“置邮而传之四方”，不可谓不及时，但效果如何？大小官员成日办公，其实只是办纸！纸从北京南纸店里出来，送进衙门，看过之后，再出衙门，经过长短不等的公文旅行后，便进入另一衙门归档。在这种情况下，你提出再好的改革方案，又有何用？所以张居正推出了考成法对大明王朝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改革。

考成法明确规定：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凡内外各官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项，俱不给勘合，不许驰驿。其实嘉靖、隆庆年间，也都做出过一些限制，但最后都变成废纸一张。为什么呢？没抓落实。张居正首先从自己做起。他的儿子回江陵应试，自己雇车，他的父亲过生日，他吩咐仆人背着寿礼，骑驴回去祝寿；万历八年，他的次弟张居谦病重，回家乡调理，保定巡抚张卤发出勘合，居正给退了回去。甘肃巡抚侯东莱的儿子擅行驰驿，被言官弹劾，其子的官荫被革去。考成法的威力，于此可见一斑。

在财政方面，考成法的成绩最为显著。考成法实行以后，规定征赋不足额的，巡抚和巡按御史听纠，府、州、县官听调。所以它像一根鞭子，督促各级官员不得不为开源节流方面狠下工夫。根据隆庆二三年间的预算，每年国家收一百五十万两，支出四百多万两，财政赤字一百五十万两；在考成法实施三年之后，库存银达七百零三万两，每年正常开支三百九十余万两，尚有盈余三百万两，京师地区的存粮可支七八年，这是怎样辉煌的成就！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张居正的考成法，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漏洞，比如，内阁控制六科，六科控制六部，那么谁控制六阁？大约应该是皇帝。谁控制皇帝呢？没人控制皇帝。这是人治不可避免的漏洞。今天我们提出依法治国，这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我们也看到，虽然法令、法规制定了不少，但在很多情况下，是有法不依，是权大于法；虽然制定了不少决策、决议，但往往只落实在会议室里，落实到了纸上，而没有落实到行动上，落实到结果上。制定和完善法律、加强决策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抓落实，抓执法。

在张居正推出考成法之后，成绩斐然，万历三年（1575年），查出各省抚按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计237件，抚按诸臣54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以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而罚停俸三月。　万历四年（1576年），朝廷规定，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山东有17名，河南2名的官员，因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受到降级处分，而山东2名，河南9名官员受革职处分。

在张居正整个当政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