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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元帅后来评论说：　“曾中生同志在上海期间，看过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些工作报告，对毛泽东、朱德同志的建军思想和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十分重视。他起草的这个报告，反对远离根据地攻打安庆，主张依托根据地群众的强固基础逐步向外发展，是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0页。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徐向前、曾中生向中央作了报告，详细地阐述了变东进为南下的正当理由，他们在信中还是不得不写上：　“这是否是错误，是必然要请中央指示的。”③

张国焘得知红四军攻克英山后，其领导人没有按照中央分局、军委会的决定东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大为恼怒，连续三次写信给予严厉批评，指出红四军出武穴的行动不能完成打击敌人要塞援助中央苏区的任务，在政治上是根本错误的；出武穴是脱离后方无阵地，是无把握的作战，也是错误的；不以政治任务为重，而以经济为目的，也是错误的。总之：　“放弃援助中央苏区，拒抗分局指示，放弃后方赤区，给敌人以良机紧攻中央苏区，给敌人以可能扰乱后方赤区与秋收，使后方二百万群众不能安全秋收，这样解决经济问题，是工农红军绝不出此，是负责党与苏维埃的使命来领导红军的同志绝不应当如此。”信中要求部队立即北返，“不能有丝毫的停留”。《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370页。

红四军领导人事先曾预料，南下的行动将可能招来麻烦，但认为只要申述正当的理由，即使有麻烦也不会太大。然而，接到张国焘的信后，他们从字里行间异常严厉的批评语气中，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当即命令撤除叶家湾之围，率军北进至英山以南的鸡鸣河。

鉴于张国焘如此急迫的命令和咄咄逼人的态度以及指战员们对突然撤叶家湾之围非常不满的情绪，红四军领导人一面总结南下以来的工作、创建鄂东临时特委领导蕲黄广地区斗争的经验教训，一面于9月4日在曾中生主持下召开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张国焘的来信（来信署名为中央分局、军委会）。这就是红四军历史上著名的“鸡鸣河会议”。

会上，绝大多数人认为，红四军南下中已取得了重大胜利，应继续留下，恢复原蕲、黄、广根据地，并在长江北岸积极活动，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反第三次“围剿”的行动。而且，鄂豫皖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尚无发起新的“围剿”的迹象，老区粮食和物资供应又相当困难，调四军北上是不适宜的。会议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通过了给中央分局的“申明书”，并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回到新集，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页。

红四军给中央分局的申明书实际上是对中央分局指责的反驳。信中认为：　中央分局给红四军的指示“是根本不合事实的。我们除在组织上采取绝对服从，立刻开向福田河一带待命外，在政治上有不得不向中央分局及军委会作极诚恳的申诉之必要”。针对中央分局对红四军的四点批评即：　没有执行进攻安庆威胁南京的决定而出武穴是放弃了援助中央苏区的政治任务；由英山出黄、广往武穴而援助中央苏区既不能而又脱离后方阵地；陈调元力量弱，可乘英山之胜直抵安庆，而出黄、广夏斗寅力量强，而前者地势优过后者，后者军事或有危险更是不值；经济问题成为中心，而不从政治上去解决经济。，申明书说：　“我们再四考虑，认为分局这种指示，完全凭借片面的根据和纯从主观的出发，与我们前方行动的事实意义和客观环境是绝对不相符合的。”“我们深深认为配合中央苏区红军的行动，是要以占领敌人要害打击敌人主力两者并重，而且在今日技术拙劣的红军，其战略目的应后者超过于前者；同时要能真正的巩固自己阵地向敌人作有准备有把握的进攻，尤其是要整个苏区有全盘的计划与准备工作，才能集中主力向外发展，而更有全盘部署进攻有力阵势。如此，才不至因为一局部问题而牲伤全部计划。这样与那绝对没有准备而发出命令去占领大城市和空喊进取安庆，威胁南京的主张，丝毫不相同的。”《红四军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