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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等于是说，每当勒卡雷愈“叛离”自己西欧基本位置一分，他的小说似乎就获得了多一分的自由和欢愉（某种一无所有但赢回自己的欢愉），饶富深意。

也因此，只用“批判”两字来说勒卡雷小说和间谍世界的关系是不准确而且明显不足够的，它更正确的形态不是薄薄一层的某个结论，而是一个丰饶的旅程，一个有时间厚度的历程，一个包括作家本人和读者缓缓思索并且发现的过程。勒卡雷通过小说重建了一次又一次的具象情境，重建了一个又一个具体完整的人及其独特遭遇，这不仅赋予了概念性批判通常不具备的可感形式，还容受着批判所携带不了的更宽阔也更深沉的心思，包括这一端更柔软的同情不忍，也包括另一端更深沉的悲恸和绝望。我们读小说的人几乎什么都看到都参与了，独独更弄不清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何谓喜剧何谓悲剧，而这样缺乏明白胜负判决的暧昧感受其实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正常人生基本样态不是吗？不恰恰好说明了我们跟随勒卡雷进入后又穿透出封闭阴湿的间谍世界，归回生命现场，是如此一趟恍如隔世的旅程，得失细碎遍存于我们一言难尽的感受之中？

甚至，从人性而不是间谍游戏的判准来说，我们读到的总是某种“失败”，可能是人明显的失败和毁灭，也可能是人短暂胜利底下“更深刻的意志消沉”——这是瓦尔特·本雅明的说法。

池塘结冰了的间谍世界

1990年柏林围墙拆除前夕，我个人恰好去了德国一趟，那是个二月里不下雪不积雪的暖冬，我们穿越著名的查理检查哨进入仿佛永远阴天的灰扑扑东柏林，依旧全副武装的守兵没开枪，只要求我们依规定至少先换六马克东德货币作为买路钱。我们走的是间谍小说中（通常是结尾）的惊险换俘之路，干的却是不知死活的观光客之事——午餐吃了一客就是那么回事的德式烤猪脚，逛去跳蚤市场花十马克买了一枚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颁出的铁十字勋章，还到柏林围墙边租榔头和凿子敲喷满各种颜色涂鸦的围墙石头当纪念品带回家。这座冷战的象征长城完全没偷工减料，硬到人虎口快裂伤了就是剥落不下一小方有意义的水泥来，因此很多人干脆花小钱买现成的，一块儿拳头大小的围墙石叫价六马克，还有缀成耳环和项链的供女生挑挑拣拣。

柏林围墙倒下来是历史大事，但倒塌之后跟着来的却是麻烦事。彼时经济力正处巅峰的西德政府尤其紧张得不得了，他们慷慨地让东西马克以1比1兑换，更是加重了统一重建的负担。

柏林围墙倒塌也在间谍小说世界引起生死存亡的紧张讨论，很多人以为这就是间谍小说到此为止的判决时刻了。

当然也有很多人不这么想，勒卡雷大概是其中态度最坚决的一个，他的回应不断被引述至今已近乎宣言：“间谍小说不因冷战而兴，也就不因冷战而废。”

我想，勒卡雷不是光凭意志做此豪勇宣告，他是有自己书写的实际而且严肃理由讲这话。我们晓得，军事对峙、政权乃至于政治制度这一类东西可能一夕改变，但社会不如此，人心更不如此，这部分是连续的而且会持续余波荡漾很长一段时日的。也就是说，如果间谍小说和冷战的关系只是题材，那的确会因敌人的消失，柏林、维也纳、日内瓦、伊斯坦布尔这些交界城市不复谍影重重而终结；但如果你是勒卡雷，你关怀的是人心，那事情当然还没结束，甚至短期来说更暴烈更尖锐，包括一群失业的间谍、失业的技艺、失业的神圣幻觉、失业而且极可能已来不及转行的半辈子志业云云。这里有一个忽然拔根而起的猛爆性危机，一个早已预期但居然就来了的措手不及噩梦成真。

“公园池塘结冰了，野鸭子要往哪里去？”——这个小说家塞林格昔日在纽约中央公园问的傻问题，如今抛掷到勒卡雷手中了。

当然，除了写出《神秘朝圣者》（The　Secret　Pilgrim）等这样的后冷战小说孤独留在欧陆的间谍战场废墟上数尸体，勒卡雷也被逼出走欧洲，像他尊敬的前辈格林一样，到犹有战火犹有冲突斗争犹有间谍在其中偷鸡摸狗的所谓第三世界去——从勒卡雷的写作年表来看，这个出走早在冷战正式告终就已展开，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比任何人，甚至包括美苏两方的政治军事高层，更有资格提前看到冷战的终点。1983年的《女鼓手》，整整早柏林围墙拆除作业七年时间，便开启了勒卡雷小说的出走序幕。

勒卡雷　不止是间谍小说的第一人（5）

因此，有意义的改变不是对抗的终结，不是间谍此一古老行业的就此消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