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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苏轼相对笑起来。时空大师推开佛堂大门。

“我佛慈悲，来日方长，请两位施主进入佛堂‘饮水流觞，催诗击钵’吧！”

七月二十七日，“书场浪子”为王安石移居秦淮河畔购置的小屋已经收拾停当，苏轼游览江宁形胜之后也急于北上汝州，当天夜晚，在离情凄凄的送别酒宴之后，王安石与苏轼走进王安石的书房，二十天来两位相聚、相游、相怜、相慰的朋友作最后的话别。一盏烛光，一壶清茶，宁静沉寂，相对无语。

王安石望着苏轼：二十天来，情谊交融，两心无隔，遂晚年之愿矣，该说的话都说了，该谈的事都谈了，所担心者，唯未来纷争朝廷中苏子瞻的命运耳。唉，这也许是一种“杞人忧天”，子瞻抱负的治世之策，终因自己蒙皇上信赖而未及施展，时代偏爱了自己，自己却失败了，时代冷漠了子瞻，子瞻不甘心啊！此次子瞻奉诏北上汝州，也许是一次机缘，使子瞻展其胸中抱负以创造功绩，也算是一种公平！

苏轼望着王安石：二十天来，介甫以病后衰弱之躯，隐忍着失弟丧子愁居蓬蒿之痛，扶杖挣扎，陪自己登山临水，吟诗唱和，回忆往事，盛情殷殷，亲若师长，尽人间友谊的高山流水了。所忧于怀者，介甫自疚过重，失望过多，心情常溺于悔恨之中，病弱衰老之躯，怎堪其如此自罪自罚？唉，政争原是无情物，政坛原是仇恨地，任何才智高明之士，若一步蹈空，则遭万劫不回之灾，不许忏悔，不许改正，甚至连参与计议的机缘也没有了。这公平吗？介甫乃人间鲲鹏，志在四海风云，也许只有四海风云才能排解其歉疚的忧伤啊！他举起茶杯，浅呷了一口清茶，低声说道：“明日一别，不知何时再晤，轼有一言，欲言于公。”

王安石微微点头。

“天下大事，公能无动于衷乎？大兵大狱，乃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懈，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救之乎？”

王安石摇头叹息：“此二事皆吕惠卿、王珪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及朝政。”

苏轼以语驳之：“因也。然在朝言，在外则不言，乃事君之常理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

王安石似为昔日“君臣际遇”的深重情谊所感动，神情激越起来：“子瞻所言有理，安石应说，安石当说……”

苏轼喜形于色，急忙执壶为王安石斟茶，忽见王安石摇头苦笑：“安石终不可说啊！出安石之口，入子瞻之耳，则自得其安了。”

苏轼一时悲凄：政争残酷，吕惠卿叛师背友的阴险毒辣，已使介甫心悸胆寒如此。他愤怒不平之语不禁出口：“公仍畏吕惠卿及吕惠卿之流的奸佞吗？”

王安石怆然摇头，从书案上捧出皇帝赵顼思准的《乞以所居园屋为僧寺》的“偷示”，交给苏轼：“安石老矣，难忘皇上知遇之恩，蒙皇上恩准，半山园已捐为僧寺了。”

苏轼看完“谕示”，心全乱了，始知皇上已无意于介甫，介南亦无意于朝廷。今“捐园屋为僧寺”，介甫晚年连一个适闲的住处也没有了。他望着眼前病弱体衰的朋友，泪珠簌簌滚落，声音哽咽：“介甫公，你为什么要呈送这样的奏表啊……”

王安石也动情垂泪了。他抓住苏轼的手苦笑着，话语哽咽而苍凉：“子瞻，你知我心，我捐园屋为僧寺，是在赎罪啊！”

“介甫公……”

“我不是为自己失落的理想赎罪，那个理想在我的心中，仍然是光耀千秋的！

“我也不是为弟弟安国赎罪，他反对我，反对吕惠卿，反对新法，是光明磊落的，他不因亲朋而害公，更不因我是他的兄长而改变自己的政见，这就是做人的品德。他的灵柩已埋入我家的祖坟，他无罪而不需赎！

“我更不是为了英年早逝的雱儿赎罪，他有罪于为人的诡戾，用不光明正当的手段对付吕惠卿。但他在生前就知错了，就跪在我的面前用泪水忏悔过了。他是‘变法’的卫道者，又是一个为‘变法’做了蠢事的殉道者，如若阴间一定要因他的愚蠢判罪于十八层地狱，我不会向他伸出一只手，也不会向他烧一张纸钱的……

“我在赎罪啊！赎自己‘自毁变法’之罪，赎自己‘种瓜得豆’之罪，赎自己‘政失偏颇’之罪。‘变法’中我只看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之急切，而忽视了‘行德则兴，倍德则崩’的古训，使人间道德失落，‘变法者’争权自残，执权者污身贪颗，据位者奢侈糜费，终于导致了一幕‘商通难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