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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要真正了解《求才三令》的用意，不能只从文句中去找，更需结合操的政治要求来探索。操的用人大致可分两个阶段，当创业之时，操为了扩充自己的力量，不能不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渠道与手段，以招致各种类型的人才，故其用人有高出其他群雄之处。现举出下面事例：

（1）在某种情况下，能舍弃旧怨。例如操到南阳讨张绣，绣降而复叛，杀操一子一侄。但当绣再次投降时，操仍弃仇录用。又如官渡战前，陈琳为袁绍作檄辱骂操为“赘阉遗丑”。当时出身于阉宦之家，最为人所不齿，亦系操所最忌讳者。可是当袁氏败，操获琳，仍“爱其才而不咎”。

（2）在某种情况下，能用忠于故君、孝顺父母及对人崇尚信义之士。操南征荆州，刘琮迎降，琮将文聘耻于不能为故君刘表保全州境，不肯出降，直到操军渡过汉水，聘始往降，仍唏嘘流涕。操为之怆然，曰：“卿真忠臣也”。厚礼待之，授聘兵。操为兗州牧时，张邈叛操，劫持操部下毕谌之母弟妻子。操令谌去，谌顿首，示无二心。可是谌出，即叛操而去。后操虏谌，众人皆为谌惧。操曰：“夫人孝于其亲，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仍以谌为鲁相。又如操在兗州，部将徐翕、毛晖叛操。及兗州定，翕、晖匿于臧霸所，操令刘备告霸斩送二人首。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为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违命，然王霸之君，可以义告，愿将军为之辞”。备以霸言白操，操叹息，谓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愿也。”乃皆以翕、晖为郡守。

（3）不隐瞒臣僚的密谋奇策，在一定情况下不轻易杀害不易驾驭的雄才。赵翼在其所著《廿二史劄记》卷7《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言：“荀彧、程昱为操划策，人所不知，操一一表明之，绝不攘为己有，此固已足令人心死；刘备为吕布所袭，奔于操。程昱以备有雄才，劝操图之，操曰：‘今收英雄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也。’”

（4）较能放手起用降将及出身低微的人。史言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操部下的文臣武将，有不少是投降过来的。他们原来所投非主，操能重用之，他们自然感恩戴德，乐于为操效命。

（5）较能体谅部属的错误。操于官渡大败袁绍后，“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曰：‘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操这种做法，显然是效法刘秀“令反侧子自安”的故智。因为任何仁君贤主不可能让所有部属在任何情况下都忠于自己。其中不少人是以安危祸福决定自己的动向的。只要在上者有作为，大多数人是愿意接受领导和做好工作的。然而非明智之主是不能做到这点的。这是操用人的可贵之处。

（6）较能鼓励臣下提反面意见。建安十一年（206年），操下令曰：“治世御众……诫在面从，……吾充重任，每惧失中……自今以后，诸掾属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操将北征三郡乌桓时，诸将皆言：“今深入征之，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万一为变，事不可悔”。及操胜利归来，对以上谏阻自己的诸将，不但不如训斥，反而给以厚赏，对他们说：“孤前行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操这样做，为的是让臣下知道，只要肯进谏，不管对不对，都应受到称许，以此鼓励臣下敢提反面意见。

（7）比较长于因才授职。战乱之初，各军阀多得不到充足的粮食。操用枣祇、韩浩等议，兴办屯田，军粮供应，得以部分解决。这事后面再说。在挑选州郡长官方面，操所任人，亦多称职。例如钟繇在关西，梁习在并州，苏则在金城，刘馥在扬州，杜畿在河东，郑浑在冯翊，均卓有建树。至于在军事方面，操之选将用人，尤为高明，留至下面谈做为军事家的曹操时，再行论及。

以上事例，说明曹操在收揽和使用人才方面，比较有度量和见识，证明他的成功并非侥幸。但是以上各种用人情况基本发生在操起兵讨伐董卓至平定关中这一段时间内。从此以后，三国分立的局面确定下来，操再往外扩张，已不大可能。于是他便把注意力转移到内部，为建魏代汉做准备工作。与此相适应，操在用人和驾驭臣僚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剪除异己的措施。前一阶段是操艰苦创业的时期，故他能做到“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等到后一阶段三分局面确定之后，操便有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