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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人讲，我们国家的农民最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话也许周教授不爱听，但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称职的经济学家，应以精确的分析解释经济现象，以揭示经济规律为己任。但如今国内的经济学家似乎更喜欢用嘴来解释经济现象——西方的理论加上国产的嘴，就成了不走脑子的大嘴巴：没有不会说的，没有不能说的，没有不敢说的，没有调查研究和实践，这样的经济学家是贻害无穷。”

陆政东说这话是有感而发，他是太了解国内的所谓经济学家了，如今的一些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的组合，他们是擅长在“家”里研究“经济学”的“思想者”，乐意做西方经济学的翻译机器和剪贴机，他们最大的贡献是把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移植到国内。他们常常陷入现象的争论，因‘矛’和‘盾’都是舶来品，而无法看清事物的本质。

这些人多是先有理论再有研究，而不是由基于实践的研究推出理论。譬如一个拿西方钢铁打造中国传统器皿的工匠。让他们打个中国花色的盆碗还可以，千万别奢望让他造航空飞机。

而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真正的经济学家逐渐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热热闹闹的学术之争的背后，是真金白银的利益调整。他们中一些人的本事在于，能够依据利益既得者的真实意思和下一步的利益图谋，创造出够哗然一时、令人炫目的理论来。

甚至在十年后，还有一位香港的学者讲：在当下，大陆真正意义上称得上经济学家的不超过五位，弄得举国哗然，但国内的经济界却是很难反击，而更有一种刻薄而形象的说法是，让国内如今的经济学家拿诺贝尔奖，实在比让木匠造航天飞机还难

陆政东见周毓宁若有所思便继续道：

“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坐而论道不如躬身实践，不踏踏实实地沉淀在基层展开研究，再高明的方法论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农民则不同，他们时时为一家人的生计处心积虑地思考、惮精竭虑地劳作。农民式的精明在于，他们很实际，不会放过一丝改善生活的机会，他们善于以身边成功人为榜样，总结身边失败者的教训。

当一种机会出现时，处于生存的压力，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去尝试，直至失败抑或成功，而一旦成功，会引来大批仿效和竞争者，从这个意上来说，在沿海已经出现专业化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的雏形，并不奇怪。但这种简简单单的坚持的力量，就是探索，就是实践。而现在国内经济学人，最缺少的就是这种精神。”

请将还不如激将，陆政东就采取这样的策略：“我讲个经济学家的故事吧，十年动乱期间，某经济学家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有一天，他放的一头大公牛陷进淤泥里，怎么也拉不起来，一起劳动的其他反动学术权威们赶来帮忙，越拉牛陷得越深，眼看就要沉下去了，大家束手无策。附近几个农民见此情景，不慌不忙回去搬来几块大木板垫在牛肚子底下，旁边再垫些树枝干草，就这样，一边牵牛鼻子，一边托牛肚子，牛肚子一得力，牛很快就脱离了泥潭。

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就像这头牛，沿海开放城市就像‘牛鼻子’，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就像是‘牛肚子’经济要腾飞，只是拉‘牛鼻子’，牛肚子始终上不来，经济还是不能起飞。因此，既抓沿海开放，同时托起‘牛肚子’，进而带动西部大发展，才能使整个国家经济起飞”

陆政东讲到这里，不由笑着道：

“雪玉爷爷讲，经济学不是阳春白雪，我认为很正确，主席也讲，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孙中山也讲，一个年轻人，如果你有千万人的能力，那你的心就应该为千万人服务，如果你有亿万人的能力的话，你就应该为亿万人服务，周教授你这样的身份在古代来讲就是士，古话讲，士不可以不弘毅，如果能够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肯定会有丰硕的结果，正是可以服务亿万人的人，改变亿万人的人生，不像我这样就是再怎么努力也最多只能影响一县，雪玉你说是不是？”

雪玉重重的点点头，如果能够让众多像她看到的那些辛苦的老百姓的生活好起来，那绝对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她是先被陆政东给说服了，心里是举双手赞成陆政东的建议。同时也对陆政东和陆政东的工作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在她眼中周毓宁在经济上那就是高山仰止的人物，而陆政东能够在周毓宁面前侃侃而谈，显然也是有足够的底气，陆政东讲周毓宁是服务亿万人的人物，而陆政东有这样的才华何尝又没有服务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