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刂魄痹诘慕鹑诤途�梦侍狻�9月份的新一轮英镑危机将可能导致英国耻辱地把经济控制权转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轮英镑危机正是国际市场对工党政府的经济管理完全无可非议的失去了信心的结果。

这种情况无论对国家来说是多么艰难，反对党的日子本该期望会好过些。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难题。人们希望我们支持工党政府犹豫不决而又栅栅来迟的使用金融管制的举动。这很公平。但还有一种更广泛的压力，要求我们在处理工党政府自找的磨难时，采取负责的态度，无论这是多么值得赞扬的做法，却必然会束缚我的攻击风格。

比如，1976年党的年会是在政府面临无法遏制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举行的，这本该是一次凯旋式的盛会。但却不然。在布赖顿开会的我们都神经质般地觉得需要责任感，需要小心谨慎。当然，实际上，我所说的关于政府经济政策的话中没有什么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比其现状更差的看法。但就在我讲话的前一天，利率升至了15％。在我最终定稿前，我在布赖顿召开了一个影阁会议，讨论我们应该采取的立场。雷吉·莫德林帮我重写了那已改得不成样子的关于经济的几段。文章写得很差，而且是在一个临时安排的狭小大厅里，气氛不够融洽，也可能是由于我缺乏信心，这个讲话没有讲好。随后，我来到隔壁大会的一个分会场，发表了一场即席演说。几名听到这场演说的记者都赞不绝口。但由于没有写下来，这场演说也就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了。

总的来说，1976年常规的政党政治充满挫折而义毫无结果。尽管保守党在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工党在众议院的多数也在消失，政府还是步履瞒跚。我们对英国职工大会采取了开放的举动，但陷入了僵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管起了我国的经济政策，极度危机的气氛开始缓和。但从更根本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事业正有所起色。

第五节　高屋建瓴

1976年年会前夕，我们发表了《正确的思路》一文。有力地阐述了新保守主义。该文确实通俗易懂，并且至少从文笔上来说，可与《我们盟友的变化》一文相媲美，二者都堪称战后保守党发表的写得最好的文件。这得归功于克里斯·帕顿和安格斯·莫德。他们和基思·约瑟夫、杰弗里·豪及吉姆·普赖尔一起起草了这份文件。

我们内部已就收入政策达成一致，这也有助于这份文件的成功。1976年5月，杰弗里·豪向“弓组织”（一个保守党的骨干小组）做了一个报告，提出了一条大家一致同意的“路线”，而《正确的思路》一文遵循了这条“路线”。文件指出价格和收入政策并不能从长期上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但同时又表示“断然地永久地”否认以上政策也是不明智的，而我们较推崇的是西德式的“综合治理”。这是一种逃避责任的折衷说法，但暂时来说却迎合了众人的口味。

但《正确的思路》一丈的成功根本上还在于它着重论述了大的命题，重申了我们的路子与社会主义的路子的不同之处。该文受到新闻界的好评，这并不是因为我和同事们事先花了相当的精力向编辑们解释它，而是该文开篇部分自信而又充满权威的口吻给了批评家们一个惊喜，它一扫他们对日复一日的政治内讧及政府总是对不断变化“标准”乐此不疲的印象，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眼界。

《正确的思路》一文的成功揭示出在这整个时期存在着的一种至关重要的矛盾现象。由于一系列原因，我们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特别成功的反对党。我们内部不时有纷争，在众议院尤其不顺利，而且我们没能抓住政府犯的错误好好地做文章。但是从更高信仰、决心和哲学层次来说，我们却做得极有成效。我们正在赢得思想领域战斗的成功，这不但是赢得选举的必经之路，也是我们想要进行的变革和赢得持久的广泛的支持所必须的。

基思·约瑟夫的讲话进一步发展了他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得出的论点。他3月份在哈罗公学做了一次演讲，迎头痛击了政府关于有必要以高额的公共支出来维持高水平就业的论断。事实正如基思指出：

政府超支一直是失业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现在想要挽救经济，就必须立刻砍掉失控的国家开支，这样才能恢复高水平的稳定就业……在受政府保护的职位上每多一个保罗，就使几个彼得因此失业而去领救济。为使每一个消耗财富的公共部门的保罗保住他们那人为的工作，就得有几个创造财富的私营部门的彼得失去工作。保住的这些工作是大家看得到的、集中的，而失去的工作则是无名的、分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