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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那个抗日志士肯定是早已为国捐躯了。不能让夏景这样下去，这不合乎人道！”

“你听我说：你是中央来的！你的话影响面广，这不是夏景一个人的事。像夏景这样的女娃，这一带很多、很多。你要帮助夏景，就等于拆了这个家，更可虑的，这会在这一带引起连锁反应。我相信你早已看清了，夏景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啊！”

我很想用鲁迅的“总是死的拖着活的”这句话来顶撞老赵，却没敢说出口，改了语气说：“离婚有什么关系，我相信夏景会照样照顾老两口的！”

“这里人们的心理、风俗都做不到这一点。”老赵说。

我虽然被老赵折服了，可心里总不是滋味，很久才宽慰了一些。我注意到，在老赵面对夏景时，眼睛里有比我还浓烈的同情又夹杂着无可奈何的神光。我开始憎恨起那口白茬木棺来了，我时时感到它在向我示威，嘲笑我的无能，我眼睁睁地看着夏景向它献上青春作为祭礼，赎买民族的沉疴。

1956年当高级农业社的浪潮淹没了全国时，人们告诉我夏景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了。我不敢问及夏景是不是继续奉献着“青春”。我只能暗暗祷祝，盼望这个殊荣对她是解脱而不是捆缚。虽然我明白，这不见得可能。

如今，近40年的岁月弹指而去，夏景和我一样进入暮年。曾和我们朝夕相处的老赵，用生命作祭礼，祭奠了他的社会主义理想。我只盼夏景有个黄土高坡婆姨们乐道的晚年，能够儿孙绕膝。

两个女人和一份妇女杂志（1）

两个女人：一个是中国的关露，一个是日本的田村俊子；一份妇女杂志，是1942年5月在上海创刊、1945年7月终刊的《女声》杂志。

关露和田村俊子，分别是当时的中国文坛和日本文坛受到瞩目的女作家，又是演艺界的活跃分子。两个人的遭遇同样是毁誉交错、悲喜相叠，道不尽的风光和说不清的烦恼。如果定要挖掘两个人的共通之处的话：应该说，支撑她俩面对纷纭世事而能自立自决的是一种信念——那种为实现理想而付出的坚韧。

民国初年，生在作县官父亲家里的关露，随着父亲官场上的失意，目睹的是父亲日甚一日对母亲的作践。小小的心灵里，铭刻的是母亲遭受的凌辱，是封建家庭中的多种残暴。是坚韧的母亲庇护了她，想方设法为她谋划了受教育的机会。当她有机会进入大学，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明白了中国要铲除封建，只有在共产党掌握的政权中才能实现，那些和母亲同样受欺凌的女人才能以一个独立的人生活在社会中，便一心一意地投靠了共产党，一心一意冒着各种危险，为共产党夺取政权进行各种斗争。在卅年代的上海，她和她的“左联”同志们，到工人夜校教书、参加纱厂女工的###、参加要求全面抗日的群众示威游行。她以她特有的机智，在险象环生的境况中，一次次完成了党交付的任务。她生活得很实在很愉快。

一次，由上海去南京，碰巧遇上下关车站临时大搜查。她的手提箱中有份党的秘密文件，隐藏是来不及了，逃更不可能。关露急中生智，打开手提箱，把文件掖进大衣的敞口衣袋，像掖进一份看过的画报那样从容自然。随即把箱子推向宪警主动配合搜查。搜查者对这位落落大方的女士没产生半点怀疑。看了看，箱中是女人用的小物件、化妆品和换洗衣衫，便顺利放行了。关露可是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思谋着如果不测，怎样消灭文件。

日帝占领上海之后，文化人纷纷出走。“左联”的成员更以投笔从戎为荣，相继秘密奔赴延安。关露接到了地下党的指令，不但令她留在上海，而且要她打入《女声》去做编辑。党说：这是另一条非常重要的抗日战线，她是党的一双伶俐的眼睛，可以窥见汉奸的内幕。

理解关露的“左联”人，为关露惋惜。说她不该踏上《女声》这片烂泥塘污了手脚。不甚了解关露的人，说她原本就是只精致的花瓶，正可以摆在汉奸的厅堂里，作为点缀。对这些来自各方的蜚论，关露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默默承受。因为她胸中汹涌的是为新中国催生的激情。进入《女声》，镇日忙碌之余，回到自己的小巢，用来排遣孤独的是“左联”好友林楚君送给她的海涅的诗：“我来到莱茵河畔，我歌唱。我歌唱爱，我歌唱爱中的恨，我歌唱着牺牲。”

关露也不时写下自己的诗。

是谁织就了江山的锦绣；

谁就该占有锦绣的江山！

黑暗的夜，我们不向你哀号，

也不惧怕你的凄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