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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心的是虽然中国的工资低廉，比起印度与越南等地还是高出相当多。这些国家也发展得强劲，我当然高兴，理由简单：他们愈富有，跟他们贸易中国赚的钱会愈多。然而，把人民币的国际汇值提升是让赛。很多农民到今天还没有见过真的飞机在天空飞行，人民币升值怎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呢？

目前中国有无数的我称为接单厂家的工厂。他们既没有发明专利也没有注册商标，只靠客户交来样板与设计，有单就接。当一个订购者要求复制样板及开价，这要求通常寄到多处，到几个国家也是常有的。我的观点，有大量的事实支持，是农民尝试工业一般由接单工厂做起，学得点技术与知识然后向上爬。感谢蒙代尔，他也曾多次大声疾呼地反对人民币升值。

要清除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困难。与其愚蠢地压制人民币的需求——央行目前正在这样做——他们大可取消外汇管制，让人民币大量地流进国际市场。一种货币的下降与上升的压力是不对称的。有下降压力很头痛，但上升压力绝对不坏。让人民币外流国家赚钱，而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泛滥，有需要时可以容易地把人民币买回来。通货膨胀的担心可以用一篮子物品作为人民币之锚而解决了。

得到*的启发，二○○三年我建议，也重复过几次，人民币转用一篮子物品为锚，正确一点地说是以这篮子的可以成交的物价指数为锚。央行不需要有这篮子的物品存货。他们只要担保一个币量可以在指定的市场购得这篮子物品。

这个可以成交的指数容易调整，即是说物价的水平可以容易地调整。物品的选择与比重的分配要慎重考虑，做得对通胀再不会是关心的问题。把货币钩着一篮子物品，多年前与米尔顿研讨过，而这思维与蒙代尔的货币观是一致的。*的经验显示，实践的成本不高，因为货币之锚只是个可以成交的物价指数，央行不需要持有这些物品。

北京考虑了我的建议良久，那其实是*的货币制度加上一点变化。这变化是向旁站开一步，避去与其它国家争吵，对他们说：「我们是回复到古老的本位制，只是我们用一个可以成交的物价指数为锚，没有真实物品的储备。这是我们选择的确认自己的币值的方法，与所有其它外币的汇率是自由浮动的。」当然，要防止通胀，以一个可以成交的实物价格的指数为锚，远胜一篮子用纸造的货币。

央行没有接受建议我不感到烦扰，但两三年来他们的操作使我担心。上述提到之外，我的感受是他们要尝试美国的无锚货币制。货币政策早晩会大手采用。这会大幅地增加央行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到后来可能把县制度破坏了。

让我重复上文说过的一个重点。互相竞争的县的权利结构不容易瓦解。任何不明智的政策，侵犯了县的利益而县有权说话的，我不担心。例如我不担心价格管制或租金管制，如果这些管制出现，我敢打赌要不是不被执行，就是执行也不会持久。我担心的是县无权过问的政策。这方面，货币政策居于头痛项目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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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这篇文章我集中于中国做对了什么来解释他们的经济奇迹，想着到结尾时说些负面的话来平衡一下，但写到结尾我不愿意这样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三十周年。中国的传统教我们，一个人生日之际不要把污泥掷到他或她的脸上。也不只是一个人。是一个曾经那么丰富而又有深度的文化。五千年前这文化产出的陶器与玉雕我们今天还没有本领复制出来。为这传统我感到骄傲，而任何人研究过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会同意那是人类足以为傲的一个源头。今天，这传统是在复兴了。

这些年北京做出来的大可引以为傲。你可以详尽地批评执掌政权的人，但他们减少了那么多的贫困，工程之庞大与迅速，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我认为这样的成就不会再重复——不管是何地，不管是何时。

我坚信私产与市场对社会的价值，不止四十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从第一天起我反对通过*投票来改革。一九八三年，第一次与一群老同志在北京会面时，我不客气地直言：「你们把国家搞得一团糟，要替我把国家修理好。」我们成为好朋友。伤感的是，他们之中多位已经不在了。他们后来做到的，远超我的期望。午夜思回，有时我幻想着要是这些老同志还活着，见到今天的中国，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

中国共产党做出来的成果令我拍案！政党历来有困难，困难多多。党员八千万，要怎样安排党的职责与执行党规才对呢？不可思议。

党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