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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确实不喜欢您，但老实说，她其实谁都不喜欢，所以您不要认为她是特别针对您。她从来不承认健水郎，也不喜欢我的生活方式：我一直没结婚，而是和伴侣住在一起。她把这些都怪罪于父亲对我们的抛弃。她认为，一个男孩如果没有父亲的教导，就永远也无法成长为真正的男人。”

“在你父亲决定抛弃你们的过程中，她难道不是认为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吗？”

“是的，她是这样想的。”

“哦，那她的厌恶就是针对我的嘛，不是吗？我希望你不要和她有同样的感觉。”

“不会，完全不会。我母亲和我是完全不同的人，我对您没有丝毫的意见。容我直言，您是我的英雄，是我的新朋友。”

“你太抬举我了，”福尔摩斯举起酒杯，“为新朋友干杯——”

整个晚上，梅琦脸上都带着信赖而专注的表情。实际上，福尔摩斯感觉那表情中传递着一种信念：梅琦在谈起父亲时，他是相信眼前这位退休的大侦探能就父亲失踪一事带来一些新的讯息的，或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一点见解。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福尔摩斯也没有什么想法，于是，他的表情渐渐变了，变得有些悲伤，甚至是阴郁。他闷闷不乐，愁眉不展，女服务员不小心把新端来的清酒洒到他们桌上时，他还严厉训斥了她一番。

接下来，在他们最后的旅程中，两人经常长时间地沉思，只有吞吐的香烟烟雾点缀其间。在前往下关的火车上，梅琦先生忙着在他红色的日记本里写着什么，而福尔摩斯则满脑子都在想着松田的事——他盯着窗外，目光一直追随着一条围绕陡峭大山的蜿蜒小河。有时候，火车也会从乡村小屋旁开过，每间屋子前面都会有一个二十加仑的水桶摆在河边（梅琦之前告诉过他，水桶上写的字意思是“防火用水”）。一路上，福尔摩斯看到了很多小村庄以及它们背后高耸的山脉。他想象着，如果能爬上高山的山顶，那能够看到的景色将会是多么壮观——脚下的山谷、村庄，远处的城市，甚至是整个内海，都将尽收眼底吧。

福尔摩斯一边欣赏如画的风景，一边反复琢磨着梅琦说过的关于他父亲的事。他在脑海中渐渐形成了对这个失踪男人的基本印象——他就像一个从过去走出来的幽灵：瘦削的面容，高高的个子，憔悴的脸庞应该是与众不同的，还留着明治时期知识分子最爱蓄的山羊胡。他是一名政府外交官，在因为丑闻提前下台之前，曾是日本最杰出的外交部部长之一。他还是个谜一般的人物，他以缜密的逻辑思维和善辩著称，对国际政策有着深刻的了解。在他众多的成就中，最负盛名的是他写的一本记录中日战争的书，这本书是他在旅居伦敦期间写成的，详细记录了战争爆发前日本的秘密外交政策。

松田天生是个雄心勃勃的人，他的政治抱负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崭露头角了，当时，他不顾父母反对，进入政府工作。由于和亲西方的四大党派都没有关系，他被认为是个外来者，但由于其杰出的能力，最终好几个区都请他去当区长。任职期间，他在一八七〇年首次出访伦敦。卸任区长职务后，他又被选入了当时正迅速扩张的外交部，后来，由于不满党派对政府的操控，他参与了推翻党派的密谋活动，被人发现，导致他原本一片光明的前途在三年后戛然而止。谋反的失败导致了长期的监禁，但他并没有在铁窗内自暴自弃，而是继续做着重要的工作，例如，把杰瑞米·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翻译成日文。

从监狱被释放后，松田娶了当时年龄尚小的妻子，又生下两个儿子。与此同时，他多年一直在国外旅行，频繁进出日本，把伦敦当作是他在欧洲的家，还经常前往柏林和维也纳。这对他来说，也是一段很长的学习时间，他主要的兴趣还是宪法。虽然大家普遍认为他对西方世界有着深刻的了解，但他始终相信君主专制政体。“您不要搞错了，”梅琦先生在福尔摩斯提问的第二个晚上，曾经说过，“我父亲相信，应该由单一的、绝对的权力来统治人民，我想这也是他为什么更喜欢英国而不是美国的原因。我还认为，正是他固执己见的信仰，才让他失去了成为一名成功政治家所必需的耐心，更不用说成为一个好父亲、好丈夫了。”

“你觉得他在伦敦一直待到了去世吗？”

“很有可能是的。”

“你在伦敦上学时，从来没有去找过他吗？”

“找过，但找的时间不长——我发现我不可能找到他。老实说，我也没有特别努力去找，当时，我还年轻，有新的生活、新的朋友，并没有非常急切地想去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