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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也不回地钻进车走了。表姐说：“这男的谁啊，怎么这么逗啊。”姐姐抹了把脸，笑着说：“一个傻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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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工作后的姐姐接了母亲的班，掌控起全家的财政。每到年底，她会做好一份几页的家庭财务报表给我。我一次也没看过，她收起来说：“你不爱看没啥，但我必须得做。”她继承了母亲当年的勤奋和省俭，却远比当年的母亲强硬和专制，她严格控制全家人的零花钱。两个家庭，九口人，几乎都要看她的脸色行事。

姐姐依旧恋着娘家，一身警服气场强大地迈过故乡的老街，接受每一个巷口每一位长辈的问候和赞许。乡亲们来串门的越来越多，母亲骄傲地炫耀这是女儿给买的那是女儿给买的什么都是女儿给买的。父亲喝酒后被人打，她带领派出所一帮干警冲到对方家里，直到对方赔礼道歉。家乡的人去监狱探监找她通融，事后她将人家送的购物卡硬生生退回，她在故乡人面前始终保持一种胜利者的姿态。

2007年，我大学毕业私自进京谋生，她旗帜鲜明地站在父辈一边与我开战。她逼我回老家工作，逼我回迁户口，逼我相亲，逼我买盐。我怒道：“买个屁盐！你大小也算个国家干部，承蒙党和人民教育多年，就这点觉悟。”她乐了，乐完继续板个脸说：“少废话啊，人家都买你凭什么不买，你买不买？”

2012年，这个女人突然变得温和了许多，或是多年操心过度，榨干了她最后一丝跋扈。她偶尔会在跟我吵架失败后略带伤感地说：“你看我是不是有点老了，也有白头发了，是不是更年期要来了？”我说：“别别，您才三十五，更年期早着呢。”她说：“你到底啥时候才能结婚！”

某日，全家人在院子里聚餐。席间父亲说前些天遇到大喜了，晚景凄凉，老两口被儿媳妇赶到养老院居住，窗破无人修。我顺便问起：“如果当年你和班花那场架你打赢了，会是怎样？”她说：“那时候小孩子一个，懂个屁。”

姐姐带女儿开车送我去火车站，边开车边唠叨：“是，咱家那时候是穷，是受过不少欺负，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不能总像个孩子似的看不起老家人。你不回来工作，没关系，但我告诉你，外面的朋友再多，毕竟心上跟你隔着一层，老家的人再不好，毕竟和你水土一脉世代同处，那种埋在心底的情分儿是你在外面找不到的。”

回京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姐姐离婚了，她的公公婆婆丈夫女儿都抛弃了她，连工作都丢了，她重新变回当年那个无路可走的穷姑娘。我把她接到了北京，帮她找工作，帮她物色男伴。她不想工作，对男人也死了心，我就养她一辈子，守她一辈子，直到她比我先老去，直到她比我先糊涂。我坐在床边给她喂饭，她撑开皱纹边吃饭边瞪眼瞧着眼前这个老头子，瞪了半天，认出我是谁，然后望着窗外说：“蛋，下雨了，咱娘怎么还没回来。”醒来后，我哭得一塌糊涂。

我给姐姐打电话说：“刚才你在梦里可惨了。”

“我过得好着呢，乱梦个屁，我说你到底啥时候才能结婚！”

站在三十岁的门槛上

文　/　邓安庆　作家　@浮尘录

二十九年前的今天，妈妈生下了我。现在妈妈在老家，我在北京。每一年我回一次家。他们都永远在那个老屋里，而我总是从一座城市换到另一座城市，出发的地方总有不同。打电话回家，他们问我在外面过得好不好，我说好啊，吃得饱穿得好。我问他们好不好，他们说好啊，天气好收成好。他们总问我吃饭了吗，说着说着又问我吃饭了吗。吃饭好像是第一等的大事情。他们生在饥荒的年代，爸爸小时候在全家出去讨饭时差点被卖，他们总是忘不了饥饿的感受。最新鲜的一次，是跟九岁的侄子通话，过去他在我印象中只是一个模糊的小孩，现在他却能清晰地表达。我问他转学的事情，问他有没有朋友，我其实也很想跟他说：“九岁时，你的爷爷奶奶去了外地，我第一次学会了站在凳子上拿着锅铲做饭。”

我们的生活交集得越来越少，一年一次的回家，主题渐渐变成催婚。无论什么话题都会转到结婚的事情。一次我忍受不了这样的重复，便说：“我有我的生活。”妈妈在电话那头质问：“你怎么这么自私？你考虑过做父母的感受吗？走在垸里，跟人家说话，人家问起你的事情来，我都不好意思说什么。”我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我尝试费力地讲我的世界、我的想法、我的得到，他们茫然地回应着。他们在那个永恒不动的小村庄里，听着一个在远方不断流动的声音。我不敢说任何不好的事情，被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