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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以后，我又站在了她的门口。

我试了一个星期不去想她。可我又无所事事，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转移我的注意力，医生还不允许我去上学。读了几个月书以后，读书也令我感到厌倦。朋友们虽然来看我，但我已经病了这么久，他们的来访已经不能在我们之间的日常生活中架起桥梁，再说，他们逗留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他们说我该去散步，一天比一天多走一点，又不要累着。其实，我需要这种累。

童年和少年时代生病是多么讨厌！外部世界，庭院里、花园里或大街上的休闲世界的喧嚣只是隐隐约约地传到病房中。里面的病人在阅读，书中的历史和人物世界在屋里滋长。发烧使知觉减弱，使幻想敏锐，病房成了新的即熟悉又陌生的房间。蓬莱蕉在窗帘上显出它的图案，墙壁纸在做鬼脸，桌子、椅子、书架和衣柜堆积如山，像楼房，像轮船，它们近得触手可及，但又十分遥远。伴随病人们度过漫长夜晚的是教堂的钟声，是偶尔开过的汽车的鸣笛声和它的前灯反射到墙上和被子上的灯光。那是些无限但并非失眠的夜晚，不是空虚而是充实的夜晚。病人们时而渴望什么，时而沉浸在回忆中，时而又充满恐惧，时而又快乐不已，这是些好事坏事都可能发生的夜晚。

如果病人的病情有所好转，这种情形就会减少。但如果病人久病不愈，那么．病房就会笼罩上这种气氛，即使是不发烧也会产生这种错乱。

我每天早上醒来都问心有愧，有时睡裤潮湿污秽，因为梦中的情景不正经。我知道，母亲，还有我所尊敬的、为我施坚信礼的牧师以及我可以向其倾吐我童年时代秘密的姐姐，他们都不会责怪我，相反，他们会以一种慈爱的、关心的方式来安慰我。但对我来说，安慰比责怪更让我难受。特别不公平的是，如果不能在梦中被动他梦到那些情景，我就会主动地去想象。

我不知道，我哪儿来的勇气去了史密芝女士那儿。难道道德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适得其反吗？如果贪婪的目光像肉欲的满足一样恶劣，如果主动想象和幻想行为一样下流的话，那么，为什么不选择肉欲的满足和幻想的行为呢？我一天比一天地清楚，我无法摆脱这种邪念。这样，我决定把邪念付诸行动。

我有一个顾虑，认为去她那儿一定会很危险。但实际上不可能发生这种危险。史密芝女士将会对我的出现表示惊讶，但她会欢迎我，听我为那天的反常行为向她道歉，然后和我友好地告别。不去才危险呢，不去我就会陷入危险的幻想中而不能自拔。去是对的，她的举止会很正常，我的举止也会很正常，一切都会重新正常起来。

就这样，我当时理智地把我的情欲变成了少见的道德考虑，而把内疚隐而不宣。但这并没有给我勇气去史密芝女士那儿。我想，母亲、尊敬的牧师还有姐姐在仔细考虑后不阻止我，反而鼓励我到她那儿去，这是一回事；真的到她那儿去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去了。现在，在当时发生的事情中我看到了一种模式，一种我的思想和行为始终都没有跳出的模式：凡事我先思考，然后得出一种结论，在做决定时坚持这种结论，然后才知道，做事有其自身的规律，它可能跟着决定走，但也可能不跟着它走。在我的一生中，我做了许多我没有决定去做的事，而有许多我决定去做的事却没去做。但不管做什么都在做。我去见了我不想再见到的女人，在审判长面前拼命地解释一些问题，尽管我决定戒烟了，而且也放弃了吸烟，但当我意识到我是个吸烟者并且想要保持这种状态时，我又继续吸烟了。我不是说思维和决定对行为没有影响，但行为并非总是按事先想好或已决定的那样发生。行为有它自己的方式，同样我的行为也有它自己独特的方式，就像我的思想就是我的思想，我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一样。 第06节

她不在家，楼房的大门虚掩着。我上了楼梯，按了门铃，等在那儿。我又按了一遍。透过房门的玻璃我可以看到，屋子里的门没有关。我可以看到门廊里的镜子、衣架和挂钟，并听得见挂钟的滴答声。

我坐在楼梯上等，感觉并不轻松。如果一个人在做决定时感到软弱无力，如果他对后果感到恐惧，如果对他的决定得以实施，而且没有产生什么不良后果而感到高兴的话，那么，他会感觉如何呢？我也并没有感到失望，我决心见到她，一定等她回来。

门廊里的挂钟先后敲响了一刻钟、半点钟和整点钟的钟声。我数着钟摆轻轻的滴答声，从一次响声之后开始数，直数到下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