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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报复而不伤害中国人民。他的解决办法是下令焚毁北京城外的圆明园。这只是英帝国每天必须作出的几千项决定之一。美国人却没有多少相类似的经验。

美国在华地位曾是英国的小伙伴这种关系在美国档案里并不总是明显的，因此常使历史学家发生误解。对一个研究美方史料的学者来说，海约翰以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在档案里记载得不多，谈起来味同嚼蜡。少数外交人员信件中稍为有一点不太沉闷的材料，主要是像1853　年任美国驻华全权委员的那位干练的业余演说家马沙利那样的反英怒吼。研究美国史料的学者往往引用马沙利的话，因为他宣称我们有义务支持大清帝国反对英国的阴谋。但他在华的时间很短，所知道的事实不多，又缺乏得力的助手，所以他的信件只能表明一种态度而不能算作政策。英帝国主义在中国沿海经商，并不特别排斥别国。美国在这早期的实际政策通常是默许英国的政策，只是偶尔发发牢骚罢了。

赫德在建立中国海关时，聘请了美国麻省坎布里奇的杜德维，杜又招了4　名哈佛大学1874　年级学生进中国海关，主管监督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这件事同美国的政策毫不相干。那只是美国的私人通过北京清政府政策的媒介，参与了英国的政策。

1922　年后，使英国海军继续在远东占优势的英日联盟结束了，美国在华的影响和活动才开始超过英国。上海工部局和香港码头仍是英国人的禁育，但20　年代和30　年代的12　所教会大学主要是美国人办的，一些大的商业公司如英美烟草公司则是英美合营的。30　年代纳粹德国的崛起使人看得很清楚，阻挡日本向华扩张的外援势必主要来自美国而不是英国，当时美国也成了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超过日本和欧洲。南京政府的10　年是承平时期美国的影响达到项点的时代，接着在4O　年代美国又在中国作出了巨大的军事努力。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美国继承英国的地位成为活跃于中国的主要西方国家。

美国对于中国的两面性

我们在为反对英帝国而进行的独立战争后不久进人了中国，其方式是一面仍旧抨击英帝国的坏处，一面要求分享它的好处。这就使我们的对华政策带有一种奇怪的两面性，在思想和实际行动上产生了差距。当时在中国的主要现实状况是不平等条体系，但这是英法靠武力争取到的，并且仍然靠它们的武力来维持，所以美国政府就认为它对此不负什么主要责任。我们的基本想法是取得我们的一份特权和机会，是一种“我也要有份”的政策。

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革命传统，自觉地反对殖民主义，怀疑欧洲人施展阴谋，总觉得我们在早期避免从事帝国政治甚至强权政治这一点上比他们纯洁些。但与此同时，由于我们要求最惠国待遇，我们毫不犹豫地享受了治外法权带来的一切半殖民地成果。在日常生活上，甚至最不受人重视的美国公民——事业失败后逃债的人，为求资助家庭而出国谋生以取得汇款的人，无票偷乘船只的人，以及冒险家——当他们在上海登岸之后，就摇身一变，被当作上等人看待。他们像中国士绅一样，被认为是高出于群众之上，是不受当地警察欺压的。普通美国人刚坐人力车时，觉得被一个当马的人拉着，有点不好意思，但很快就接受了他的优越地位，认为东方生活和有廉价劳动力在身边伺候是很愉快的。甚至平等思想很深的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中国等级社会的现实情况。

我们口头上大道理谈得很起劲，而官方的行动却十分有限。这种惊人的差别，在我看来有时是从上述那种又想要又不想要的矛盾的生活体验中产生出来的。我们不愿放弃让中国人民享受民族自决和个人自由的理想，但我们不知怎么从来不能采取行动，使这些理想成为现实。我们珍视这些理想，把它们当作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的现实却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两者始终不能调和一致。结果是在执行我们的传统政策时助长了人道主义的理想与策略上的现实主义之间令人感到困窘的分歧。美国的远东政策素以合乎道义著称，其值得注意之外是我们从未认为战争是政策的实用工具。我们毫不迟疑地对日本侵略作出道义上的有力谴责，但同时却绝对不考虑为了支持我们的道义和外交立场而开始作战。结果就产生了一种不正常的局面，例如1931　年的史汀生主义拒绝承认满洲国以维护我们的荣誉，但同时仍将战争物资出售给日本。

我们没有能够把道德理想转化为积极的对华政策，我们那种有时几乎是不负责任的雷声大雨点小的行径还受另一种格局——即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