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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我所有的亲戚朋友中，我还找不到一个可以完全信托的人，把我的全部财产交付给他保管，这样我自己可以放心到巴西去，毫无后顾之虑。这件事一直使我十分烦恼。

我一度也曾想到过在巴西安家落户，因为我从前入过巴西籍。但是在宗教上我总有一点顾虑，使我不敢贸然作出决定。关于这个问题，我不久再会谈到，但当前，妨碍我前往的不是宗教问题。从前我在巴西的时候，已毫无顾忌地皈依了他们的宗教，现在当然更无所顾虑了。不过，最近我经常会考虑到这个问题，想到我将在他们中间生活和去世，我有点后悔当时我皈依了旧教天主教，并感到自己有点不甘心以旧教徒的身份死去。

但是，我上面已说过，目前妨碍我前往巴西的不是什么宗教问题，而是我不知道该把我的财产托付给谁代管。所以，我决定带着我的钱和财产回英国去。到了那里，我相信一定可以结交一些朋友，或找到什么忠于我的亲戚。这样，我就决定带着我的全部财富回英国去。

回国之前，当然先得把一些事情料理一下。开往巴西的船队马上要起航了，所以我决定先写几封回信，答复巴西方面寄给我的那些报告。应该说，他们的报告既忠实，又公正，所以，我的回信也应该写得十分得体。首先，我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我对他们公正无私的办事态度充满了感激之情，并把那没有动用的八百七十二块葡萄牙金币全部捐献了出去，其中五百块金币捐给修道院，三百七十二块金币随院长意思捐给品民，并请他为我祈祷。

接着，我又给两位代理人写了一封感谢信，赞扬他们公正无私、诚实忠诚的办事态度。我本想送他们一些礼物，可是一想他们什么也不缺，也就作罢了。

最后，我又给我的合股人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在发展我们的种植园工作上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他在扩大工厂经营中所表现的廉洁精神。在信中，我对今后如何处置我的那部分资产作了指示，请他按我赋予老船长的权力，把我应得的收益寄给老船长。以后办法如有改变，我将会再详细通知他。同时，我还告诉他，我不仅会亲自去巴西看他，还打算在那里定居，度过我的余生。另外，我又送了一份丰厚的礼物给他的太太和两个女儿，因为老船长告诉我，他已有了家室。礼物中包括一些意大利丝绸，两匹英国细呢，那是我在里斯本市场上所能买到的最好的呢料，五匹黑色粗呢，以及一些价格昂贵的佛兰德斯花边。

就这样，我把该料理的事情都办了，把货也卖出去了，又把我的钱财换成可靠的汇票，下一步的难题就是走哪一条路回英国。海路我是走惯了，可是这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我就是不想走海路。我不愿意从海路回英国，尽管我自己也说不出什么理由。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以至有两三次，我把行李都搬到船上了，可是还是临时改变了主意，重新把行李从船上搬了下来。

我的航海生涯确实非常不幸，这也许是我不想再出海的理由之一。但在这种时候，任何人也不应忽视自己内心这种突然产生的念头。我曾特别挑选过两条船，本来我是决定要搭乘的。其中有一条，我把行李都搬上去了；另一条，我也都和船长讲定了。可是，最后我两条船都没有上。后来，那两条船果然都出事了。一条给阿尔及利亚人掳了去；另一条在托贝湾的斯塔特岬角沉没了，除了三个人生还，其他人都淹死了。反正不管我上哪条船，都得倒霉；至于上哪条船更倒霉，那就很难说了。

我为这事心里烦透了，就去与老船长商量。他坚决反对我走海路，而劝我最好走陆路到拉科鲁尼亚，渡过比斯开湾到罗谢尔，再从罗谢尔走陆路到巴黎，既安全又舒适，然后再从巴黎到加来和多佛尔；或先到马德里，然后由陆路穿过法国。

总之，我不想走海路已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想法，怎么也无法改变了；唯一我愿意坐船的一段路，就是从加来到多佛尔这段海路。现在，我既不想急于赶路，又不在乎花钱，所以就决定全部走陆路，而且陆上旅行实在也是很愉快的。为了使这次旅行更愉快，我的老船长又给我找了一位英国绅士为伴。此人是在里斯本的一位商人的儿子，他表示愿意和我结伴同行。后来我们又找到了两位英国商人和两位葡萄牙绅士，不过两位葡萄牙绅士的目的地是巴黎。这样，我们现在一共有六个旅伴和五个仆人；那两位英国商人和两位葡萄牙绅士为了节省开支，各共用一个听差。而我除了星期五之外，又找了一个英国水手当我路上的听差，因为星期五在这异乡客地，难以担当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