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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于丹老师很火，刚深情款款完孔子又逍遥游庄子，乐此不疲好不风光。今天咱不论于丹老师的国学思想，而是提一件往事。于老师说她曾去北京师范大学拜访启功老先生，问及书法执笔，按传统教育执笔应正，手心中空，如凤眼，然后她比划了一下。启功先生先是一怔，随后老顽童道：那哪是凤眼，那是鸡爪。接着戏谑：谁教的，胡来嘛，拿笔哪有那么复杂，全一派胡言。于丹老师还讲到另一件事，古时候有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少年时练书法，其父见其专心想试试他，于是溜到他背后趁其不备猛抽其笔，毛笔竟未抽出，说明这位大师执笔之力非同一般。其实这书坛逸闻透露出一个信息，即以此逻辑，当年与张良一起博浪锥沙的那位勇士该也是出身书法名门，你想啊，他能举起二百斤铁锥，执一毛笔岂不轻如鸿毛。所以启功先生笑谈如此铁匠都是书法家也就不是戏说了。

书法当然不是打铁，谁力气大谁书法就好。执笔是书法绘画的基础，只是执笔法无定法，无须较真非以课本按图索骥精益求精，好似拿显微镜或千分尺比着来，那岂不是郑人买履。齐白石说得好：怎么拿得劲怎么拿，你看多朴素得的道理。齐白石到底怎么拿笔没见过，要想了解得问李可染先生，李是齐的弟子，可二位先生都已作古，无法查证。但据说苏东坡破了书法的谜：不过手熟尔。苏能把书法写出八面来，其执笔运笔定是灵巧多变，所以执笔无须刻舟求剑，一根筋了。

当代书法的奠基自然是潘天寿和石鲁两位大师，潘天寿先生是倡导者。他是传统绘画的坚力执守者也是变通人，他做到了“画当随时代”，展现了他的气势磅礴，同时与石鲁先生联袂开拓了书法艺术独立的新篇章，使书法不再傍依绘画为雕虫小技，它脱离陪衬，独占艺坛，使中国书法展现出它特有的魅力，令各民族为之惊叹。

当代中国书法以传统书法为脉，另辟其径，推陈出新，百家争艳，面目各异。其波澜诡谲之状时时令人惊叹：原来书法还可以这样写。现代书法突破原有定式，每一书家或多或少都受到清扬州八怪思想的影响，把艺术的探索与个性的张扬紧密结合起来，以彰显书家自身意趣和艺术修养为己任，于是书法别开生面，陆离光怪。而这当中书法的多样性一定程度上也受政治空间的影响，比如台湾书法就很难见到出类拔俗的特色，而更多的是传统衣钵的再延续。而大陆书法则更多的受意识形态的变移和政治生活的影响，书家的心态紧随时代，载物抒情或收或放或喜或郁或矜持或恣肆，作品百变多样。

如：毛泽东的书法中放射着怀素的身影，他以此为基础大刀阔斧，落拓不羁，就是与他的革命政治生涯脱离不开。他缠连跌宕的书法音符演奏出内心激情澎湃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潮，而自成一体。但由于他政治身份的作用使他不能汇入书法的主流，这与中国千年“士”的思想有关。书法绘画的中国特色就在于文化和哲学的糅合，载以毛笔的抒情，将书画者的精神蕴蓄其中，再极大地放射出来，以炫人目以悦人心，以不可言之意惊心动魄。而文化与政治的剥离是古人“悠然见南山”的小资情结，是脱凡出俗的精神渴望，是古人今人寻求内心安宁的终极。正是这孤岛般地追索，使文人墨客不愿受政治的羁绊，使自守的艺术沾染政治的污垢，而更愿显现道家清净无为的灵动和意境，同时把抽象的意境转化成具象的艺术，以其瑰丽的姿态闪现艺术家内心的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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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先生曾撰文论述书法无用，引起轩然大波。其实余先生有其自身的认识，书者大可不必感情用事，以至一语封死，口诛笔伐其无知和狂妄。现在不是流行一句话：无知者无畏。还有：旁观者清。应该说余先生只是学术的研讨者而非书法的实践者，所以一定意义上讲他是书坛的旁观者，这样他在论述观点时不免有所偏差，他的认识也就不是书法专业的认识，而是他个人感性理解的反应。

可能中国人对自己母体文字的认识毫无障碍，也就使得能把字体结构摆正确的人都能运用毛笔抹上两下，这样书法就轻易地被人操纵，也就不足为怪。而更有政客以为掩目，哗众取宠，遮腐耀政，自然让书法艺术的内涵性受到质疑，因此其艺术的影响力大打折扣，以至书法家之称与现代流行的小姐一词一样褒被贬意，书家也不愿自冠其冕，自取其辱，于是“书法家”成了戏谑而被书家不屑。

至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