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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肃反等重要问题上，我所持的态度也是正确的。关于创造根据地的问题，转移前，中央曾有指示，要搞根据地，要考虑敌情、地形、民情等条件。我军进入陕南以后，省委内部意见分歧很大，几次会议都未能解决问题。一种意见，陕南山大人口稀又缺粮，不能搞根据地，说红军发展了也不易巩固，主张入川会合四方面军，另一种意见，陕南条件不错，可以竖起一支红旗，在陕南建立了根据地，可以牵制东北军、西北军的部队，对东、南、西、北各地区的斗争，都可以起配合作用。我是坚决主张这后一种意见的。历史证明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当时在多数同志坚持下，我军在陕南依靠山区的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先后成立了鄂陕、豫陕特委，组织了两个游击师和许多地方武装（后两个游击师合编为七十四师）。创造了以小河口、袁家沟口、庾家河、典雅子，一、二、三天门，华阳等为中心的数块游击根据地。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该地区仍然坚持了斗争。

其次关于肃反问题。红二十五军长征以后，进入陕南之前，基本上停止了肃反扩大化，这也是经过斗争的。首先是全军同志对这种错误政策的不满，同时在领导同志之中，也有过激烈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是坚决站在反对肃反扩大化方面的。为此我曾两次和一些人争吵过。一次是进入陕南以前，在独树镇战斗那天，个别领导人说郭述申是皖西第三党的首领，我听了非常气愤，把桌子一拍说：“要说郭述申是第三党，我们都是老三。”徐宝珊①＇徐宝珊同志这时是鄂豫皖省委书记，1935年4月任鄂豫陕省委书记，这年5月9日病逝于陕南龙驹寨。＇和吴焕先说：他们不相信这话，这才把问题解决了。进入陕南以后，在华阳又发生过这类的事，在第二次召集的省委会议上，本来讨论创建根据地的问题，军部有的领导同志又提出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八人是反革命，要杀掉。我说：“他们都是农民出身，都不象反革命，可以放出来做苦工，继续考验他们。”经我拍桌子坚持，大部分释放了。

从1935年7月中旬开始，我和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踏上了更加光荣的里程——配合红军主力北上，迎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7月中旬，我军威逼西安附近，从敌伪报纸上看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开始北上，我心里十分高兴，觉得应该立即配合红军两大主力行动。在子午镇以西二十里处举行的省委紧急会议上，我也是坚决主张西征北上的，并表示：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对全国革命也有意义。在此行动中，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我军由子午镇西进，路经双石铺，消灭胡宗南四个连，又捉到一个少将参议，从他的口供中进一步证实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此时胡宗南主力西调，后方留驻天水，为牵制敌人，我建议挥师北上。克两当后，我亲自带一个营打下天水北关。这一路行动中，我和军政委吴焕先同志关系是很好的。两个人凡事都好商量。过渭水以后，我们开始考虑下一步的行动问题，认为能接到中央就好，如果接不到往回转，这条渭水是个大害。往回走一定会带尾巴，那就是背水战。并讲起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的教训。打下秦安以后我分析了当时所处的情况，初步决定接不到中央就进陕北。就这样又继续西进。在西兰公路活动半个多月，打听不到中央的消息。毛炳文的部队乘七十二辆汽车赶来，我们这才决定进陕北。不幸的是，在泾川，吴焕先同志牺牲。我带交通队把他的遗体送过河，亲自给他洗了身体，穿上他最爱穿的一件青呢大氅，进行了安葬。

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军政委吴焕先同志牺牲后，全副担子压在我身上。我想，无论如何，一定要和其他同志一起，把这支红军队伍带进陕北苏区，更希望找到党中央。

1935年9月初，我们经过人烟稀少的华山（当地人叫绍山），忍饥耐饿，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进入了陕北苏区的边沿。在豹子州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会上正式决定由我任军长。程子华同志改任政委。在多数同志一致努力下，把红二十五军带入陕北苏区。

长征结束的时候——1935年9月，由于周围同志的关怀，我与周东屏同志结了婚。周东屏同志是安徽六安人，1931年3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0月入伍，1935年9月团转党。

中央代表团和红二十五军、陕北红军负责同志开会，决定成立十五军团，并决定我任军团长；决定鄂豫陕省委与陕北省委合并，改为陕北省委。我和程子华、郭述申同志参加了省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