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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西安的时候，部队都兴奋极了，同志们都悄悄议沦起来：“这回可要看看蒋介石这个坏蛋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还不是秃头！”

“怎不枪毙了他！”

“嘘，没听团长说，我们正在和他谈判吗！”

“哼！是狗改不了吃屎……”

我理解同志们的心情，这是多少年的仇恨积累起来的一条经验啊！蒋介石真的能同意合作吗？

晓行夜宿，这天我们来到了咸阳。这儿的县长，都是张学良的人。我们还没进城，县长带着他的太太就出来迎接。后来听说，咸阳的县长给我们军团长通电话时，在电话上说：“报告红军总指挥，我这里立正向你敬礼！”军团长笑道：“请稍息吧！”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有礼貌，这么热情对待我们呢？原来卫立煌带着十三个师到潼关了，东北军、西北军正日夜惶恐不安，若不是红军赶到，打了起来，他们哪能抵挡得住呢！

我们部队开到咸阳时，周恩来副主席特地从西安乘车赶来。周副主席见到我们军团的首长后，指示说：谈判已初步一达成协议，张学良不听众人劝阻，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去了。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内部很混乱，我们红军要迅速开到商州（即陕西商县）一带，坚决阻住向西安推进的国民党军，给东北军、西北军撑腰。同时，杨虎城的警备旅，也临时拨给红军指挥了。他们还主动地送给我军一百箱子弹。西北军的一个旅长还说：只要红军能支持他们，要兵给兵，要子弹给子弹。东北军一个营长，看到我们红军的指挥员，又惊又喜地说：“好！好！现在若打起来，我们和红军、西北军三军联合，就不怕了。”

从咸阳出发，又经过一段艰苦的行军，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到达了蓝田。只见街上停着一辆辆装满衣物的大卡车。原来是周副主席从西安派人送来的大衣，说是天冷，供部队放哨用的。在这里，我们有的部队换了装，补充了些弹药，然后又马不停蹄，人不歇脚，向商州进发。第二天抢占了商州北面的一座大山，好险哪，只比敌人早到一个小时。听说何应钦也亲自出马了，他在山下呆了一天，得知红军在此，便命令部队连夜撤退了四十多里。

我军在商州一带住了十三天，每天都是紧张地构筑工事，准备应战。首长们不断传下命令：只要国民党军胆敢进攻，就坚决歼灭它！

不久，消息传来国民党被迫停止了内战。根据谈判划定的地区，周副主席从西安发来电报，命令红军立既撤退，并限定在三天三夜以内撤过渭水。我们立刻整装出发，按时撤过谓水。当然，那些天，我们只是兴奋狂欢，至于为什么要忽而急进，忽而后撤，是不很理解的。今天回忆起来，才深深认识到：红军逼近西安这一军事行动，有力地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在“西安事变”中所采取的英明决策。

豹子岩会师之后　魏文建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皖西地区豹子岩会师了。这两支被敌人分割达半年之久的红军主力的重新集中，开始了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根据地革命斗争的一个新转折。

为了集中力量，加强对敌斗争，省委决定合编为红二十五军，下辖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全军共三千余人。徐海东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委。新编的红二十五军，驰骋于鄂豫皖地区，有力地打击敌人，保卫苏区，并且进一步转向敌人的占领地，大胆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

这里，仅我个人的经历，回忆红二十五军活动的几个片断。

罗田赶紧五月初，奉省委之命，红二十五军从鄂东转向皖西地区，远程奔袭敌五十四师的后方罗田县城。

罗田县城位于大别山主峰的南侧，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上筑有碉堡和集团防御工事，驻有国民党的一个师的兵力。由于敌人经常外出“剿共”，当时敌人仅有一个步兵营和一个钢炮营以及当地的民团留守，约三千人左右。

我军了解敌情后，从麻（城）北直向东南而下，经过一百多里的急行军，第二天拂晓逼近了罗田县城的外围工事。七十五师二二四团首先打响了，接着四面的部队都开始攻击各自的目标，顿时火光冲天，枪声四起，冲锋号和呐喊声响成了一片。我军指战员勇猛地冲上敌人的阵地，还没到中午，一连攻下了六个山头，占领了十几个碉堡。这样，整个罗田尽收红军眼底。接着就开始了攻城。

攻城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冲锋号一吹响，在强大的火方掩护下，我军跃过护城河，冲到城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