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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济宫建于清风吹清同治12年（1873年），乃漳州籍先民为纪念来此开垦的先祖而建，香火鼎盛，但自从小吃摊声名大噪后，已有油烟盖过香火之势；然于大啖美食之余，别忘到奠济宫细细鉴赏这座百年庙宇，一窥先民精致的雕琢艺术。

庙口小吃以仁三路的摊位历史较久，有很多是日据时代就流传下来的，共聚集了70多家小吃摊，皆有固定的摊位　整齐的招牌，自白天就开始营业；著名的小吃有独树一帜的虾仁羹、天妇罗、泡泡冰和豆签羹等，都让人垂涎不已。

刚到基隆时，上峰将我们安排在市区信四路居往，不久就移居于基隆市的西南远郊－－七堵国校官佐招待所（以下简称招待所）。

美其名曰：“校官佐招待所”实际上是不久前的一个大兵营。可能是因为近来台湾局势紧张，部队被调往澎湖、金门、马祖、舟山前沿驻防，兵营临时改为由大陆逃到台湾来的军人家眷暂时住所。实质上就是一个生活条件十分简陋的难民营。

在我的印象中，“校官招待所”地处基隆市的南部远郊，周边已和农户毗邻。不远处就有一些菜地和农民种的大片稻田。

招待所靠公路的北面和营房的西面是砖墙，而东边及南边都是用土坯筑的土墙。大门口还设有岗亭，每天都有士兵在值勤。大门外两边还有几个卖香烟、糖果、香蕉、菠萝、龙眼（桂圆）的小摊。

招待所大门里的左侧，临近北墙盖有一幢面积较大的饭堂，以前可能就是士兵就餐的地方。现在已改成我们几十家眷和孩子们铺张草席或垫点稻草，打地铺住宿的地方。

另外还有七、八个老汉，他们就住在后面伙房旁的两间小屋里。

冲着大门的南边，盖有几十间长长的一排营房（西屋），几乎向南延伸到两百米以外的南墙。

营房的前面就是一个开阔的大操场。场地的东边就是军营的东墙，在墙脚下稀稀疏疏地长着一排既不太高也不太大的树。除此之外，在这个庞大开阔的院子里，你再也找不到另外的一棵树。

我们一批从大陆刚跑到台湾惊魂未定的眷属们，暂住在基隆七堵国的“校官佐招待所”里，每天都在忧心忡忡地过日子。一天三顿饭，中午是大米干饭，早晚两顿都是大米粥。吃的菜中午多是炖冬瓜，早晚拌点黄瓜或萝卜。除此之外，很少吃到其它的菜。至于北方的面食是很难吃到的。

炖冬瓜就是伙房的炊事兵把冬瓜削掉皮，剁成大块块。然后再炒菜的大锅里先放上几块肥大肉或放几片猪板油。在炒菜锅里把它炸出油，直至油渣变成焦黄色，再把冬瓜块倒进锅里，撒上一把盐和虾皮，加上半锅水，用小火慢慢的炖煮。

待到大米饭熟了，在中午12点钟左右，就由炊事兵抬出一桶桶大米饭（半桶），端出一盆盆的炖冬瓜（大半盆）。晴天摆在房前的空地上，雨天放在门前的走廊里。然后家眷们各自盛饭，两三家人蹲在地上围住一盆炖冬瓜，吃饭。

从开饭的场面来看，家眷们似乎也有点半军事化的训练。只是每天的饭菜有些过于单调简单。左一顿冬瓜，右一顿冬瓜。物稀为贵，物多为贱。想必在台湾的蔬菜中，冬瓜的价钱一定是最便宜的了。每天吃冬瓜，直吃得大人叫着没味口。开饭时孩子们见了冬瓜就躲的远远的，也不愿意吃上一口。

当年，我们这些小孩子总是认为台湾是冬瓜的故乡，冬瓜是台湾的土特产。大陆老家地里种的冬瓜，它的瓜种肯定是从台湾传播过去的。这个印象在我们这些小孩子的脑海里一直保持了许多年。

转眼到台湾一个多月了，人们吃饭除了打扫一下门前的卫生和洗洗自己的衣服外，基本上再没有什么事可干。女眷们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地在拉呱，互相说长道短。

那几个年过花甲的老汉，总是远远地蹲在房前屋头，在无聊地抽着旱烟白话旦。而孩子们每天总是无忧无虑地在玩耍。

至于海峡两边的形势变化和大陆那边的战事他们一概不知，只能望洋兴叹。这些长年累月的流浪逃亡，近乎麻木状态的人们，他们早就没有了八年抗战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激情。目前唯一牵挂的就是他们滞留在大陆的亲人――其中有老人的儿子，女人的丈夫，孩子的父亲。他们在大陆有的还在硝烟弥漫、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拼命厮杀。有的已经死于沙场，成了无人祭祀的亡灵。还有的已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变为阶下囚，这里面不乏有国民党的封疆大吏，战区司令长官。兵团司令、军长、师长，其中有的还被羁押在东北抚顺的战犯所里。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