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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靖远在林业局工作多年,在东北有着很多同学和朋友,加上为人仗义,办事大方,对业务员采取了底薪加提成,月薪加奖金的双重销售模式,吸引了很多销售精英到他的销售部,使他们厂生产的设备以国产机的价位,进口机的质量很快占领了市场,年销售额超过了一亿,他个人年薪加奖金也达到了百万以上,规模也越做越大。
有了原始的积累以后,靖远被没有在成就面前陶醉,而是敏锐的认识到,自己在给人家打工,充其量不过是老板赚钱的工具,是透支生命,拿健康换金钱,说不好什么时候得罪了老板,结局比当年在林业局的下场还惨。于是,他激流勇退,做通了台商的工作,采取与厂家合资入股的办法,在家乡五十公里的一个林业局上了两套实木淋漆生产线,当年就实现营业额三千多万元,三年后等与厂家的合作协议到期,他已经是资产过千万,员工一百多人的私企老板了。
原始积累完成了,企业在管理也步入了正规,热心慈善事业,关注弱势群体,成为靖远生活的一部分。但在结束了每天忙碌生活以后,靖远总是感觉内心缺少些什么。妻子一天忙碌的操持着家务,孩子在国外读着大学,父母身体都不错,一切感觉都不错。既不愁吃,更不愁穿,到底缺什么,靖远也一下子说不清楚,很多时候他感到很茫然,人到中年的他,总在思考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而活着,怎么才能活出人生的价值?思来想去,也没有领自己满意的答案&;#8226;&;#8226;&;#8226;&;#8226;&;#8226;&;#8226;
高培德回到他原来工作的老局以后,享受了几年很风光的好日子以后,可他不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滥上项目,盲目投资,任人唯亲,管理失控,造成了资源匮乏,资金短缺,工资拖欠,人心不稳。把好端端的一个企业,变成了权钱交易的平台,个人惟所欲为的资本,结果可想而知。告状信像雪片一样,不断的飞往上级部门,集体越级上访成为了一种常态,让原本非常嚣张的高培德手忙脚乱,每天穷于应付也无济于事。
刚开始,高培德的很多问题上面还有人替他罩着,可是,他儿子私自扣押上访人,还用匕首把划开了上访人的嘴巴,气焰非常嚣张。
几位非常有正义感的离退休干部知道此事以后,非常气愤,感到不把高培德绳之于法,家乡老百姓就永无安宁之日。于是,他们悄悄收集整理了高培德的很多*材料,出资给那些上访群众,让他们带着上访材料,带着那位被割伤了嘴巴的受害人,去了国家信访总局和中纪委,实名举报高培德的*问题。
群众的上访件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马上责成省州政府组成了调查组,进驻了高培德所在的林业局。几个月的艰难取证,很快查实了群众反映高培德的问题,并对他采取了双规措施。
开始,高培德对调查组非常不配合,等办案人员把他藏在亲属家几百万现金的银行存折摆到他面前时,他一下子就瘪了。虽然还是不肯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但是,原来的嚣张气焰荡然无存,整日无精打采,只是硬撑着,不肯服输。等办案人员把外围行贿人的取证材料都拿到他面前时,他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了。突发脑溢血,送到医院抢救了好几天,虽然是保住了性命,人却已经变成了植物人,躲过了法律的制裁,却没有逃脱上天的惩罚,躺在床上,靠流食苟延喘息,维持着没有思维的生命了。还好,他暴病以后,涉及的案子也就搁浅了,也算是令很多人逃过了一劫。
保护伞倒了,郎昕仁也跟着倒大霉了。工作组一次次去单位找他了解核实一些案情,让他威风扫地,颜面尽失。工作组在他谈吐中发现他讲话前言不搭后语,颠三倒四,有头无尾,没有条理,别人听不懂他要说明什么,感觉他脑子有毛病,就把他送到脑外医院检查,确诊为偏执型脑神经障碍。自此,工作组对他失去了兴趣,也就懒得去搭理他了。
高培德下台了,郎昕仁没有了靠山,凭他自己的本事在规划处当处长真的是勉为其难。原来高培德在任时,到哪里办事,都是横着膀子逛,这会变成了夹尾巴狗了。从耀武扬威到受尽了白眼,从纸醉金迷到谨小慎微,落差之大,令他非常不适,也令他抑郁、苦闷,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每日萎靡不振,往日的威风荡然无存。
可屋漏偏逢连夜雨,高培德在任时,地方一家单位求郎昕仁批了几百米木材,给他送了两万元好处费,结果对方出事了,把他交代出来了。地方检察院把案子给林区检察院转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