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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的美国人对生活充满了向往和信心，与欧洲不断的纷争和拖拖拉拉的战后重建不同，美国人完全不必担心这个。他们的国家欣欣向荣，社会稳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他们可住大房子、开汽车，家里摆满了各式电器……对于他们来说，好生活似乎才刚刚开始。

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好生活不是刚刚开始，而是即将结束。因为此时的美国经济，面临着极大的隐患。在美国宣扬资本主义已取得“永久的稳定”的时候，在“繁荣”的背后，经济危机的萌芽正暗中滋长。

危机暗藏

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不是偶然的。战后，由于大量固定资本急需更新以及住宅建筑市场的急剧扩大，美国经济出现了新的强劲拉动力量，而美国资本家在战时获得的巨额利润为更新固定资本和扩大生产准备了充足的资金。欧洲的战后重建和经济恢复为美国提供了经济繁荣的外部机遇，更为重要的是，新科技革命给生产力带来了巨大推动，美国人很及时地把握住了这个机遇。

但是，美国经济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是有问题的。首先是新旧产业的发展严重不平衡。在新兴产业迅速崛起的同时，许多传统产业停滞不前或在走下坡路，如采煤业、纺织业、造船、制鞋等部门在战后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铁道运输业过去曾引领过多次经济高涨，是美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推动力量。战后它本身有很多改进，但营业仍然不振，就业人数由1920年的200万减少到170万，十年中客运业务减少了1/3，这显然是受汽车排挤所致。

而最困难的莫过于农业。美国农业战后需求突然减少，国外各方面竞争非常剧烈，输出出现了萎缩趋势。问题的关键在于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逐步下跌，经营农业无利可图。

美国原是一个工农业平衡发展的国家，这时情况却大不一样。美国农业没有分享到20年代的繁荣，却在各业之前先呈萧条，农村的贫困在20年代一直是美国经济中的一个阴暗面。

其次就是美国的经济发展思路有问题。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美国总统的一句话中看出，柯立芝总统说：“美国的事情就是做生意。”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并不是把实体经济的发展作为重点，功利性较强的美国人并不满足实体经济带来的巨大成就，他们把目光紧紧盯在了能一朝暴富的股市、金融上面，也就是说美国人空前地迷恋上了虚拟经济。

大企业的代理人们拼命宣传“人人都能致富”的口号，通用汽车公司则拼命鼓动大家都投资于股票，准保发财。当时一位观察家感叹地说：“做买卖几乎成了美国的国教。”

在华尔街掀起了强劲的证券投机狂热。20年代初股票成交额每年平均3亿股，1929年上升到11亿股。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股票从每股票面价值85美元上涨到420美元，杜邦公司股票从310美元上涨到425美元。在生产力相对过剩的情况下，股票市场反常的活跃造成了经济过分繁荣的假象。

在美国繁荣的表面现象下，潜伏着许多问题。消费膨胀有很大部分是靠人为措施刺激起来的。广告在20年代广泛应用起来，分期付款的赊购制度也开始盛行。1926年，汽车70％是用赊购办法销售出去的。分期付款销售办法的推广使用，也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不增加贷款，消费品市场就不可能容纳工业部门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而且，从经济观点来看，这种销贷方式本身孕育着某种危险性；只要削减消费信贷即分期付款赊销，消费者的购置就很可能减少。

再次就是美国人对当前的经济盲目乐观。1929年10月之前的美国是连续多年的经济繁荣，媒体和经济学家面对迟迟不来的经济危机一片乐观，以为美国经济已经逃脱了经济危机的周期，不断地宣扬起永久繁荣的言论；政府官员则向公众许诺每个家庭拥有两辆汽车的美好未来。得出这种结论的依据是——在10年间美国经济规模增长了50％以上，难道这还不值得他们骄傲吗？

但是另外一些不和谐的经济数据和现象却被忽略了：农业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为16％，到20年代末的时候农民开始大量破产，其收入也大幅度减少（约占美国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贫富差距由此大幅拉开。同时社会失业率不断增加，最高时达到25％。在经济一片繁荣的背后，却有60％的家庭处于温饱线上。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执行的其实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模式，当时的美国领导人几乎是清一色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信徒，他们笃信那只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