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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说到第二种梦，情形就很不同了。我想把这种梦的范围和含义扩大一些，举凡组成一个人的心灵生活的东西，包括生命的感悟，艺术的体验，哲学的沉思，宗教的信仰，都可归入其中。这样的梦永远不会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直接现实，在此意义上不可能成真。但也不必在此意义上成真，因为它们有着与第一种梦完全不同的实现方式，不妨说，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内在的现实，这样的好梦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真。对真的理解应该宽泛一些，你不能说只有外在的荣华富贵是真实的，内在的智慧教养是虚假的。一个内心生活丰富的人，与一个内心生活贫乏的人，他们是在实实在在的意义上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我把第一种梦称作物质的梦，把第二种梦称作精神的梦。不能说做第一种梦的人庸俗，但是，如果一个人只做物质的梦，从不做精神的梦，说他庸俗就不算冤枉。如果整个人类只梦见黄金而从不梦见天堂，则即使梦想成真，也只是生活在铺满金子的地狱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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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的距离》序

这是我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一个散文集，汇集了我从1984年以来发表的几乎全部散文。尽管我出版过两个散文的单行本《只有一个人生》和《今天我活着》，即将出版一个散文的选本，但是仍然有许多想要购买我的作品的读者未能如愿，还有一些对我偏爱的读者希望得到完整的汇集，是他们促使我编了这个集子。

十余年的积累只是这么一本不厚的书，成果未免可怜。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写作的速度不快。我倒并没有“文章千古事”的觉悟和抱负，我的觉悟和抱负仅限于，写文章尽量做到有感而发，并且尽量减少（不可能避免）自我重复，于是难免下笔犹豫了。再说，我首先在生活，人生的变幻和命运的磨难每每使我无暇握笔。不过，同时我也发现，正是在变幻和磨难的极点，我会不由自主地拿起笔来，用真理和谎言救助自己。所以，如果把我的散文归入所谓闲适派，实在是误解。我毫不反对闲适，只是觉得自己离那境界还远。真正的闲适是自然无为，不需努力的，而我却是一个太执著的人，经过努力能达到的至多是超脱的境界罢了。

所谓超脱，并不是超然物外，遗世独立，而只是与自己在人世间的遭遇保持一个距离。有了这个距离，也就有了一种看世界的眼光。一个人一旦省悟人生的底蕴和限度，他在这个浮华世界上就很难成为一个踌躇满志的风云人物了。不过，如果他对天下事仍有一份责任心，他在世上还是可以找到他的合适的位置的，“守望者”便是为他定位的一个确切名称。我很喜欢这个名称，曾经想以此为刊名办一个杂志，可惜未能如愿。以我之见，“守望者”的职责是，与时代潮流保持适当的距离，守护人生的那些永恒的价值，望和关心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

曾经有一位读者来信，给我派了一个很好的差使：在激烈的竞技场上吹几声临时退场休息的哨子。做这种事，也许有些人会觉得扫兴，但还总有人会认为人生的使命不仅仅是竞争，也应包括休息和思考。那么，就让我为这些人好好吹哨吧。

《各自的朝圣路》序

托尔斯泰年老的时候，一个美国女作家去拜访他，问他为什么不写作了，托尔斯泰回答说：“这是无聊的事。书太多了，如今无论写出什么书出来也影响不了世界。即使基督再现，把《福音书》拿去付印，太太们也只是拼命想得到他的签名，别无其他。我们不应该再写书，而应该行动。”

近来我好像也常常有这样的想法。看见人们正以可怕的速度写书、编书、造书、“策划”（这个词已经堂而皇之地上了版权页）书，每天有无数的新书涌入市场，叫卖声震耳欲聋，转眼间又都销声匿迹，我不禁想：我再往其中增加一本有什么意义吗？

可是，我还是往其中增加了一本。

我如此为自己解嘲：我写作从来就不是为了影响世界，而只是为了安顿自己——让自己有事情做，活得有意义或者似乎有意义。所以，对于我来说，写作何尝不是一种行动呢。

托尔斯泰晚年之所以拒斥写作，是因为耻于智识界的虚伪，他决心与之划清界限，又愤于公众的麻木，他不愿再对爱慕虚荣的崇拜者说话。然而，事实上，托尔斯泰始终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活动家。他从前的文学创作也罢，后来的宣传宗教、上书沙皇、解放家奴、编写识字读本等所谓行动也罢，都是为了解决他自己灵魂的问题，是由不同的途径走向他心目中的那同一个上帝。正像罗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