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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的问题出在了哪里？

论尚武传统，齐国武风之盛不输秦赵，豪侠之风更是冠绝天下。论军力，齐军规模长期保持在至少四十万之上，堪称战国中、后期秦赵楚齐四大军事强国之一。论兵士个人技能，更是名噪天下，号称技击之士。论攻战史，齐国有两战大胜而摧毁魏国第一霸权的煌煌战绩。论苦战史，齐国六年抗燕而再次复国，曾使天下瞠目。论财力，齐国据天下鱼盐之利，商旅之发达与魏国比肩而立，直到亡国之时，国库依然充盈国人依然富庶。论政情吏治，战国的田氏齐国本来就是一个新兴国家，曾经有齐威王、齐宣王两次变法，吏治之清明在很长时间里可入战国前三之列。论文明论人才，齐国学风盛极一时，稷下学宫聚集名士之多无疑为天下之最，曾经长期是天下文华的最高王冠。论民风民俗，齐人“宽缓阔达，贪粗好勇，多智，好议论”，是那种有胸襟有容纳，粗豪而智慧的国民，而绝不是文胜于质的孱弱族群。

如此一个大国强国，最后的表现却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唯其如此，便有了种种评判，种种答案。

在种种评判答案中，有三种说法比较具有代表性：一种是齐人追忆历史的评判，一种是阴阳家从神秘之学出发的评判；一种是西汉之世政治家的评判。其后的种种说法，则往往失之于将六国灭亡笼统论之，很少具体深入地涉及齐国。先看第一种，齐人的追忆评判。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以三种资料方式记载了这种追忆与评判：其一，民众关于齐王之死的怨声；其二，司马迁采录齐国遗民所回顾的当时的临淄民情；其三，司马迁对齐人评判的分析。齐人的怨声，是齐人在齐王建死后的一首挽歌，只有短短两句，意味却很深长：“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今日白话，这挽歌便是：“松树啊，柏树啊，埋葬了建。实际埋葬建的，是外邦之客啊！”按照战国末世情形，所谓客，大体有三种情形：一种是包括邦交使节、外籍流动士子、齐国外聘官员在内的外来宾客，一种是外邦间人（间谍），一种是亡国后流亡到齐国的列国世族。齐人挽歌中的“客”究竟指哪一种，或者全部都是，很不好说。因为从实际情形说，三种“客”对齐国的影响都是存在的。因此，不妨将齐人的挽歌看做一种笼统的怨声，无须寻求确指。但是，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当时的齐人将齐国灭亡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外部破坏，对齐王的指斥与其说是检讨内因，毋宁说是同情哀怜，且也不是挽歌的基本倾向。司马迁本人在评论中则明确地认为，齐人挽歌中的“客”是“奸臣宾客”。司马迁的行文意向也很明白，是赞同齐人这种评判的。

《史记》记载的齐国遗民回忆说：“五国灭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烙印在齐人心头的事实逻辑是：因为齐民完全没有了抵抗意志，所以齐王降秦了。这里的关键词是：民莫敢格者。国破城破，素来勇武的齐国民众却不敢与敌军搏杀，说明了什么？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齐国民众早已经对这个国家绝望了，无动于衷了；其二，齐人长期安乐，斗志弥散，雄武民气已经消失殆尽了。在百余年之后的司马迁时期，齐国遗民尚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疲软，足见当时国民孱弱烙印之深。这一事实的评价意义在于，齐人从对事实的回顾中，已经将亡国的真实原因指向了齐国自己。

第二种说法，是包括司马迁自己在内的以阴阳神秘之学为基点的评判。《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后的“太史公日”，对《周易》占卜田氏国运深有感慨，云：“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田乞及（田）常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这里的“厌”（读音为压），是倾覆之意；“祥”，寻常广义为预兆之意，在占卜中则专指凶兆。司马迁最后这句话是说，因为田氏连犯（杀）姜齐两君而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