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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　·　奥吉埃代替了德尔菲娜　·　塞里格。比尔的丈夫巴尔贝　·　施罗德当厨师，他就像个首领。有天晚上，他做了白斑狗鱼。玛格丽特叫道：“啊，这条白斑狗鱼，我把它记下来。”我由此知道她记下一些参考数据和断句。我也开始学她。

也有些赴会者来一次或数次，然后就不再来了：一个德国女歌手，一个意大利女裁缝，一些舞蹈家，一些美国的“博士论文准备者”，人们到布莱西尔火车站去找他们。他们一到，玛格丽特就对他们进行测验。

“你觉得我家怎么样？”

那些笨头笨脑地回答说“漂亮”的人立即就被淘汰。

“漂亮，啊不！恰恰相反。”

对那些找到一个不那么平庸的词来形容的人，她说：“还可以。”

我记得有一次在花园里吃饭时，她指责一个朋友阴险毒辣。我从来没有参与公开指责人。由于她的指责包含部分事实，这位朋友的尴尬和我自己的尴尬使我终身难忘。

我记得有一次在厨房里与我们的哲学家朋友弗朗索瓦　·　勒尼奥一起吃饭。席间，她声称我们都是种族主义者，说必须承认这一点。她还举例说，她就不愿意怀黑人的孩子，她不可能爱他。当她提了这样让人为难的大问题时，我们扪心自问。我愿意成为一个黑人孩子的母亲吗？弗朗索瓦　·　勒尼奥拒绝做这样的假设，太离谱了：应该完全否认自己身上的种族主义思想，拒不理解种族主义，哪怕是自欺欺人。玛格丽特表示要讲事实，固执己见。那天晚上，大家争论得迟迟不休。

为了真实，她会去杀人。“不该撒谎，所有的人都想杀人。我翻开报纸，我想杀人，我和纳粹法西斯分子的区别，在于我知道我有这个能力。我也知道我能纠正自己。纳粹的幼稚之处，在于他们相信自己有权杀人。”她还说：“写作，也是对鲜肉、屠杀、消耗力量的渴望。很盲目。”

这么大的力量，太大力了，哪怕是在她敲桌子的时候。我发觉她在克制自己，她紧紧地抓住桌边。我后来只看到她坐在桌后，有时坐在扶手椅上，但从来没有坐在长椅或沙发上。她几乎从不站起，除非当她又唱又跳的时候。《蓝月亮》或《印度之歌》中的伦巴。我只有一张她站着的照片。她在一大群人当中抓着扬的胳膊，本能地掩饰自己矮小的身材。

“我一生都没摆脱这困境：我不以穿着引人注目，免得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到一个太矮小的女人身上。”于是，她就进行补偿，以别的方式引人注意。她提高声调，头上总留着波浪型头发。在女权运动期间，她大谈特谈“男性生殖器崇拜的等级”：男人是过时的，因为他们蛊惑人心；男人是愚蠢的，因为他们无法听到自己的蠢话；男人是病态的，因为他们想赢得战争。她说，几千年来被男人指定在黑暗中生活的女人，她们有种能蔓延的直觉，有种神秘感，轮换感，感觉到时间飞逝：“无论是哪个女人都比男人更神秘。”

然而，她很快就想男人了，她声称所有的战斗精神都减弱了。她很久以前就已不信东正教，甚至从来就不信。因为对她来说，女人就是母亲：“不当母亲会失去半个世界。”她说她从来不想当男人，只是希望别人不要强迫她去管家。然而她却在管家，我听见她问：“今晚你做什么吃？”我看见她削土豆皮，使用长柄平底锅和漏勺。

面对男人，她会变得更加模棱两可：“由于听说男人一文不名，我想因此而改变主张。他们不能糟糕到这种程度。”

对于她的这种愤怒和妥协，我已记忆模糊，但我确切地记得，有一天晚上，她对我的或者是对她自己的那种温柔的，对，温柔的叮嘱：“你知道，男人，应该非常地爱他们，非常非常地爱他们。否则，就不可能忍受他们。”

一群群女人离开了诺弗勒。摄制组来了。玛格丽特说她拍电影是为了找事干，“为了打发冬天”。事实上，她在用摄影机寻找文学失落的东西。她在玩电影。因此，她是在进行改革。她有时不要演员（《在荒芜的加尔各答她的名字叫威尼斯》），有时甚至不要画面（《大西洋人》，四十分钟有三十分钟银幕是黑的）。有时她一边念台词，一边让雕像（《塞扎蕾》）、马路（《否决之手》）或更糟：流动的水（《奥莱丽亚》）等画面接连闪现。这时，她的声音成了唯一可供阅读的“电影”文字。幸亏，她的声音就像一种咒语，有一种魅力。

女友杜拉斯　（六）（4）

玛格丽特不像帕尼奥尔、科克托他们，她不是一个拍电影的作家，而是一个把作品搬上银幕的作家。她喜欢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