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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对即将去敌后工作的抗大学员讲:“抗大三期的同学要毕业了,军委直属单位也有一些同志要到前方工作,我今天来给你们上一课。课题是:古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
《水浒》上鲁智深曾经大闹五台山,今天聂荣臻同志也在大闹五台山。他率领八路军一部分队伍,在那里建立了第一块抗日根据地。他比鲁智深厉害得多呢!老百姓讲,聂司令下一道命令,平汉路、同蒲路上的火车就开不动了。”
毛泽东讲,“到敌后去抗战,就是学聂荣臻同志,就要像下围棋一样,先做好‘眼’。我们党要在敌后建立起星罗棋布的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又具体指出:“太行山、吕梁山、大青山、沂蒙山、大别山、洪泽湖、太湖、茅山、四明山、天目山等地,是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最理想的所在。”
可见,在那时,毛泽东仍主要是把山区看做可以做活的“眼”。
1938年5月,冀中根据地已初步建立,而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时,仍说在平原地区能否建立长期支持下去的根据地,还需在实践中得到证明。
毛泽东对在平原建立根据地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正常的。因为在此前,共产党只在崇山峻岭之中建立过根据
地,还从没到像冀中这样的敌伪眼皮底下的大平原建立过根据地。党内不少人对此的确信心不足。正如聂荣臻所指出的:“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困难确实更多一些。过去,由于我们党的根据地大多建在大山之中,有的同志就产生了错觉,以为只有深山峻岭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太强调了地形的决定作用。”
十年内战时期,红军战士习惯于在山区作战、生活,乍一到平原,就会觉得空荡荡的不踏实,回到山区,就如同回到故乡一样高兴。程子华在回忆起红25军在1934年的一段战斗历程时,说:“上了伏牛山,战士们都喜形于色,非常活跃。因为长期习惯山地作战,这些天全在平原上紧张的行军作战,很不习惯,现在又上了山,战士们高兴是很自然的。”由此不难理解,一些长年战斗在山区的干部来到冀中,看到这样的地方居然有这么好的根据地,自然感到十分新奇。一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回忆说:我参军后,净是战斗在贫穷的山沟,一直没看见过平原,这次一过铁路,就望不见山了,一马平川,真是村庄稠密,处处饮烟……啊!真是与山地感觉大不一样。如果说,在十年内战时期,曾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对我们党能否在山区创立根据地表示怀疑,那么,在抗日战争阶段,也有人对在平原地区能否打红旗,表示疑问。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怀疑并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的。要在平原地区坚持抗战,就是要比山区更困难一些。其实,早在1939年,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就曾阐述过这个道理。他说:“经过敌人五次战役‘扫荡’之后,冀中所有城市俱被敌陷。这里必须了解,城与城之间的距离很近,从十八里到六七十里。我们的兵团——游击部队即在这种狭窄的地区艰苦奋斗。”这里提到的“敌人五次战役‘扫荡’”,是指日军从1938年底至1939年初,对冀中的五次围攻,经过这五次进攻,日伪军占去了冀中全部县城和一些重要市镇。
这样一来,敌军不仅在冀中四周驻有重兵,在冀中腹地,也摆上了子。形势更加严峻。关向应说:从冀中的具体局势看,即可以意识到那是一种怎样艰难的环境。很明显,在那样密集的据点之间的狭窄地区遭到敌人不时的合击,它不能不处在不断的连续行军与作战中。二年来的考验证实了,如果不是素质优良的部队将不可担负起这一个任务。另外因为是在平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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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冀中(3)
利于敌人一切技术兵种行动,所以我们在那里是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的进攻中,残酷地战斗着。再加上城市的陷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物质资财补给的缺乏,所以,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不能不是残酷的和在与克服一切困难中来实现的。
还拿下围棋来打比方,你从对方围好的“大空”中挖出去一大块“实地”,对方岂能坐视?人家会竭尽全力挤压你,缩小你占据的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