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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价格同盟很可能是一种有利于市场、有利于消费者的行为，因为它可以减少必须进行的价格调整的时间和成本。于是，可以看到，在外部竞争存在、没有政府强制干预的情况下，如果不符合市场供需形势，那么，价格同盟必然以失败告终。如果符合市场供需形势，那么，价格同盟就是有利于消费者的事情。总之，只要没有政府强制力的存在，就无须担心价格同盟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相反，如果为了打破价格同盟而引入政府强制干预，这才是对消费者利益的最大损害。

而且，已经形成的价格同盟，即使符合市场竞争价格，也不可能阻止各个厂商继续通过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来尽可能降低价格，也不能阻止未来一旦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比如原材料价格出现下降时，厂商不会重新降价。实际上，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方便面悄然降价的现象。

保护市场秩序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排斥强制性的因素存在，尽量坚持各方自愿交易的原则。如果这个大前提不变，对于市场中出现的问题，市场制度本身正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三次访华

在三次访华中，米尔顿·弗里德曼近距离地观察了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的变迁过程。他尽力向中国人介绍了自由市场制度的知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念。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深入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人——其中不乏能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人。可以说，在这十几年中，弗里德曼原有的世界范围的影响力扩充到了中国，而中国，也因此受益良多。

用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力来衡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可以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在重要性上，唯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也许就是他的学术对立面凯恩斯。但是，随着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在全世界的重新勃兴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衰落，看来，米尔顿·弗里德曼已经可以稳坐20世纪经济学第一人的位置了。

这位学术界的大人物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与夫人萝丝合著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中，除了美国之外，叙述篇幅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国。弗里德曼对中国香港的经济制度赞不绝口，认为是自由市场制度的杰出典范，并对中国的改革进程十分关注。1980年，1988年，1993年，弗里德曼三次来华访问。他在自传中写道：“对中国的三次访问是我们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之一……我们有一个独特的机会从实践中观察我们一直在理论上倡导的主张——实施自由市场会同时在繁荣经济与促进自由两方面产生作用。”

弗里德曼三次访华的时间，正好跨越了中国改革从开始到深入，其间经历反复并重新加速发展的复杂过程。在长期封闭以后，中国重新走向世界，如饥似渴地吸收外界的知识和信息。弗里德曼这位顶尖经济学家这时对中国的访问，正是当时中美之间知识文化交流的缩影。

当代中国（17）

1980年的访问是唯一一次官方正式邀请的访问。邀请者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邀请者希望弗里德曼就世界经济、通货膨胀、计划经济社会中市场的运用等问题发表演讲。这时的中国，改革刚刚开始，人们对于未来要走的道路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过去的道路行不通。弗里德曼没有听到一个人说过*的好话。但他也发现，人们往往对经济问题知之甚少，对市场体制运作的方式则基本上一无所知。在一次座谈中，一位将要前往美国考察的副部长的问题是：“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弗里德曼的反应是“吓了一跳”。他建议这位副部长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没有中央分配者的经济体制是怎样运转的。

在和中国知识界的会谈中，弗里德曼敏锐地发现了一个现象，出席者要么是年长的老人，要么是很年轻的人，没有中年的一代。他看出这是多年政治运动的结果。更耐人寻味的是，那些老年人，由于早年受过西方的经济学教育，可以正确理解弗里德曼的观点，而那些年轻人，往往还在讨论诸如“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等问题。不过，由于现实变革的要求，他们很希望了解市场经济体制是怎么回事。当时中国与外界的贫富对比更强化了他们的这种好奇心。

弗里德曼这时对中国的判断是，改革刚刚开始。并且不能排除出现反复的可能。

1988年，主要是在张五常的安排下，弗里德曼第二次访华。这次访华是三次中最重要的一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