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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讲了很长一段话，主要是他这个将军与他的士兵、他的部下的关系。最后，他说：“将军与士兵的关系，能不能摆正，也是一个大的原则问题。”

“仗，是士兵打的。胜利，是士兵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再好的指挥员，没有士兵的冲杀，还是纸上谈兵。我非常感谢英勇善战的27军的广大指战员。没有他们，就没有我这个将军。我写了本回忆录《战场——将军的摇篮》。这个战场的大舞台，主角是千千万万勇敢的士兵。在赫赫的战功面前，在耀眼的荣誉光环里，往往看不清这个问题，摆不正这个位置。我已是古稀之人了，经常回首往事对这个真理问题，看的也就越来越清楚了！”

将军征程百战多，有的人争功、抢功，把自己仅仅参与的战争的胜利全归功于自己，有的人在某场战斗中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把胜利的根本往自己身上“挪”，一个政委的作用超过司令员，一个参谋的贡献比首长还大，甚至一个后勤人员在一次具体的战斗中对于胜利的贡献超过前线的战士们，而聂凤智，一位从15岁开始，从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到东南沿海的与美蒋较量，他是从打老蒋到打日本鬼子，再到打美国鬼子，我军每一个时期的重大战事，他都参与，并且有重大贡献，战场造就了一位将军，但是他却把自己归功于自己的士兵，在耀眼的荣誉光环里有着清醒的认识，这无疑是难得的品质。聂凤智的话是情深意长，也可以说是对自己一生成就最深刻的总结。最后，他对老部下说：

“对27军的同志，你替我捎个口信，问他们好。告诉他们，27军是一支经过战争考验的好部队，我祝贺他们取得的新胜利。告诉他们，要继承光荣传统，切莫骄傲啊！”

停了一会，他又长叹一声：“人的一生，在党的培养下，在人民的哺育下，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点功劳。我想，当要离开人世时，还是不要背着功劳包袱走，功劳归于党，功劳归于人民，功劳归于千千万万的士兵。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我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小时父母去世，跟着叔伯长大，没上几年学，一切都是党给的。所以，还是做—个普普通通的人去见马克思，去见毛主席好。”

这一席肺腑之言，道出了他的心声，也是一位将军对自己的人生、对社会和人事、对党对军队的最深刻认识。这也是将军最内在的情怀。如果说，聂凤智一生战功赫赫，少有人及，但他这番对于“功劳”的认识，更是少有人及的。将军之所以成为将军，他征战一生，为官多年，没人骂，没人恨，并且被人们敬仰，这大概就是他办事公道、处事公心的根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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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将军暮年情

（1）

1982年，在北京开会时，聂凤智病情较重，哮喘厉害，严重缺氧。

由于会议比较重要，聂凤智坚持参加，白天参加会议，晚上在下榻的京西宾馆做输液等治疗。一日凌晨4点多钟，他起床去卫生间，一下子摔倒在地，面色紫绀，肥大而发紫的舌头几乎堵住了整个口腔。呼吸和心跳十分微弱。护士一边忙把氧气送至他的鼻腔，一边向外间随行人员的卧室跑去。

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黎介寿正好出差在北京，在他的指挥下，将聂凤智从死亡线上“救”回来。聂司令员醒过来时，开玩笑地说：

“你们大惊小怪，我只不过是睡了一大觉。”

这次会议后，由于病情反复的频率加快，次数增多，他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已难以适应工作需要，就主动向军委递交了请退报告。

开始，军委没有同意，挽留他说：“你是司令员，只要把握好方向就行了，多注意休息，还可以再干几年。”

但是，聂凤智说：我退了，有利于年富力强干部上来，对部队建设有利。”还是连续递交了第二、第三份请退报告。

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聂司令员的身体状况，为了他的健康，批准了他退居二线，进入中顾委工作。

1982年10月，聂司令从南京军区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

（2）

1986年6月，医生诊断他患了肺癌，病情恶化排痰困难，切开了气管，住在北京301医院。当年的警卫员单文忠去看他，聂凤智一见他就问：“你怎么也知道了？”

单文忠说：“老团长孙同盛告诉我的。”

“怎么，都害怕了？认为得了癌症就得死？”聂凤智非常有信心地说，“死不了，两个月就回南京，哪有那么简单就死了？过去打仗那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