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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不知道。我一看你就知道你平常不讲中文。

我九岁来美国的。

从哪里来的？

印尼。你呢？

从北京。他的手指又敲击起来。手腕上有条细长的伤疤。他之所以危险，我似乎找到了根据。他已经又转回脸去看窗外，但我很快发现他始终以玻璃的投影在观察我，正如我对他干的是同样的事。

他问：你住哪里？

艾文斯顿。你呢？

那你完蛋了，下不了车了。他平稳地看着我，手指敲得更激烈。

你什么意思？

你没注意？你乘错车了。艾文斯顿在你背后。他说。

这时车停在一个站台上，我一看，他是正确的，我的确乘的是相反方向的车。这是向南走的车，终点是芝加哥有名的贫民区。那里的夜晚游荡着许多孤独的人，凭空骂着大街或一声不响地狂怒，偶尔过路的人反而要夹着尾巴，忍气吞声，而正是人们对他们的躲避惹出他们满心仇恨。那区域维系着芝加哥的坏名声和阴惨凶恶的面目。

真倒霉透了！我嘟哝着向车门口奔去。车门却已关上，比我印象中关闭得果断、迅速。我心想这可是活该，遇上一个稍对胃口的亚洲男人，东南西北都乱套了。我转过身，车厢里的第三位旅客又抓紧时间对我笑一下；这副笑容由东倒西歪的牙齿和乱七八糟的皱纹组成。我赶紧避开他，去看那黑衣男子。他刚才也跟着我站起身，但没有离开座位，见我这时毫无出路地又回来投奔他，他笑笑，轻蔑和哄慰都有了。

他说：用不着那么害怕。

我说：你当然不怕。我心想，人家弄不好会怕你。

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就不怕了。他见我趔趄着，伸出手及时扶我一把。或许我先伸出手去找他的手。

告诉你，我也坐错车了。他见我眼睛猛一瞪，又说，真的，我住罗杰斯公园。也坐反方向了。

罗杰斯公园离我住的地方有四五站，那一带聚集不少穿一身黑的人。那里有家咖啡馆在我的同学中享有盛名，他们时常去那里朗诵在别处绝对没人懂得的诗或小说。我只去听过一次他们的诗朗诵，见到的男人全梳辫子，女人一律剃大兵头。

你什么时候发现乘错车的？我问道。

比你早五秒钟。他神色一本正经。

可是为什么你反应得比我慢？你的反应至少比我晚十秒钟。

嗨，你在用FBI的语言跟我说话。他的轻蔑加深了，哄慰消失了。

最初他容貌中那种独特的情调；由黯淡的忧郁和消极组成的情调此刻都不见了。我发现他其实非常主动，机敏，或许在不屑于看我的时候已把我看透，把我对他的猎奇，甚至一点儿着迷都看得一清二楚。很可能是他在猎我，而我一直以为我主控了猎手的位置。

你不信吗？他拍拍他身边的位置：来，坐下，我说给你听——

我不久意识到我紧挨着他坐下来，车的每一个不规则的晃动，都使我的腿碰到他的腿。腿与腿之间虽有两层牛仔裤的厚实作为最后界限，但那触碰有种赤裸的敏感，使我觉得越来越危险。

我发现乘错了车，不过马上意识到这是末班车了。他对我说着，眼睛却在说别的，在发问：使我和你乘错车的原因是不是同一个呢？他说：就是马上下车，也赶不上往北边走的末班车了。因为我知道那趟末班车的发车时间是十二点整，你看现在几点？他把手腕伸到我面前，手表的长短针指到十二点一刻。

他看着我，要我看他多么死心塌地。他要我学他，索性踏实下来，把剩下的歧途好好走完。

那我们怎么办？我说。

我们？他咬文嚼字，又用英文强调一遍：我们？他的强调不是用音量，而是用发音的细致，唇齿动作过程的大大放慢来体现的。他的一点儿暗示和挑逗，我马上接受过来。一个年轻女人，在异国异地的午夜同一个不知底细的年轻男人一同误人歧途，什么样的后果，什么样的意外等在前面，简直太未知大叵测。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全部精神都调动起来。

你能帮我想想办法吗？我用猎物的乞怜目光看着他。

他耸耸肩，说：我不在乎。我常常错过末班车。

那我呢？我其实已不怎么恐惧，可我不能不装得恐惧。我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在装蒜。难道我不是在十四岁时就独自在深夜站过若干班岗？十八岁的我，难道不是独自押车，车上满载着年轻士兵的尸体？我说：能帮我想想办法吗？我对这个萍水相逢的人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