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1/4 页)

“等一等，我父亲不是知识分子。”

“怎么会？！”

“事实就这样。他在十六岁之前一个字也不识。”

他受了挫折，愣着，两眼一片空白。脑子里是更大的空白。

“不管怎么说，对十六岁一个少年来说，你要他挑，他一定挑马克思主义。你说呢？”

“可能吧。”十六岁的父亲不知道马克思是谁。不过我懒得跟你讲清楚。

“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同情共产主义。好莱坞的艺术家，不同情共产主义就是缺乏人性，缺乏人的根本良知、缺乏艺术独创性。中国的三十年代，你父亲至少是同情共产主义的。对吧？”

“嗯。”是共产主义同情我父亲。不过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我看一眼手表：还有三十分钟到五点。不知他是不是个按时上下班的人。

他看见我看表，脸上出现“别为我操心”的温和表情。

“没关系，我不急着下班。”他说。他倒慷慨。“我还是第一次和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交谈。我曾经学过两个月的中文。我的中文老师三十年前从台湾来。他对中国内地的认识比较书本化。”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上下文有点乱，言归正传地说：“我肯定你父亲是个浪漫的人。他浪漫吗？”他见我犹豫地点点头，劲头又大起来：“也许中文里浪漫的定义和英文不完全一样——别去管它。关键是，你父亲在十六岁这样蒙昧的年纪，很难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区别开来。”

“那您是怎么区别的？”

“区别什么？”

“您刚才说，我父亲的问题，是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弄混了……”

“你看，我就知道他把它们弄混了。”他的得意在大脸蛋上发着红光。“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正如美国那些跟你父亲同代的知识分子，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混得一塌糊涂！……”

“等等，我不记得我是否对你说过，我父亲是知识分子……”

“你听我说，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在美国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不过我父亲不是……”

“能让我把句子结束吗？”

“对不起……”

“没关系。”他定了定神，说，“要不你先说？”

“您先请。”

“还是你请。”

“是您在审讯我呀。”

“不不不，别叫它审讯，就是一般性的了解情况。咱们彼此了解嘛。来来来，你先请。”

我又一次看看表。这人要是那种披星戴月的工作狂，我又得搭出去一小时工钱。

“我的父亲十六岁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国、共就合作了，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统一整编，为了抗日救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不是以信仰划分敌、我。因此，我父亲参加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因为他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我的英文，您还凑合能听懂吧？”

“不凑合，不凑合。”

“后来我父亲学了文化。在全中国解放的时候，他已经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

“高中毕业当部长，我料定你父亲一定是个很精彩的人！”

“谢谢您。”

“哪里。”

“那个时候新的政权很缺人才，我父亲又去夜校读大学课程。两年后他调任到另一个省份，大学只好搁下了。”

“很可惜。不过不管怎么样，你父亲都是个精彩的人。十六岁能做那样大的选择——我儿子十九岁了，连大学主修都选择不了！而且从你身上，我完全可以推断你有个多么精彩的父亲。”

“谢谢。”

精彩的是我母亲。一个乡绅小妾的女儿，挎一个小包袱，里面有十块大洋和两身旗袍，赤手空拳进了城，什么本事也不凭，只凭年轻，凭她牢牢记住自己是个女人，而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占一个本事大的男人。我的母亲脑筋清楚，每一项选择都不和小儿小女的两情相悦弄混。她轻蔑那些被你亲我爱的事弄得不可开交的少女们；那些和她同龄的女子是永远不识好歹，不识时务的混虫。母亲在我十四岁情窦初开时这样教导我：什么叫头发长、见识短？她们那些混虫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胸无大志，百无一用。她说：你将来要那样没抱负，我可白养了你。于是她手一撒把我放飞了，飞到这举目无亲的陌生国度，包袱里一样是几身衣裳十块光洋。在机场海关，我回头看身姿依旧的母亲，她眼里一道狠狠的光：丫头，看你的了。

“我敢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