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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芙颂又约会了三次后，星期六上午，哥哥打电话来要我和他一起去看费内尔巴赫切和吉雷松体育的球赛，他说费内尔巴赫切很有可能在下午的比赛里夺冠，我去了。看到道尔马巴赫切体育场在二十年后除了名字被改成伊诺努＇1＇穆斯塔法·伊斯麦特·伊诺努（Mustafa　I·*et　I·no¨nu¨，1884—1973），土耳其军事家、政治家和土耳其第二任总统（1938—1950年在位）。＇1＇并没别的太多变化我很高兴。还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像在欧洲那样尝试在场地里种草。但是因为只在场地的边上剩下了一些绿草，于是球场就像一个只在太阳穴和后脑勺留下少许头发的谢顶男人。那些花钱坐在有号码的看台上的观众，就像在二十年前1950年代中期那样，当那些大汗淋漓的球员，特别是一些无名的后卫球员跑到边线上时，会像决斗场看台上的罗马贵族那样辱骂他们（快跑呀，没血的“二尾子们”），坐在开放看台上的那些由失业者、穷人和学生组成的狂暴观众，则用一种能够让别人听见自己的愤怒和声音的乐趣与希望，异口同声、有节奏地骂着类似的脏话。就像第二天报纸的体育专栏上说的那样，比赛毫无悬念，当费内尔巴赫切不断地将球踢进球门时，我发现自己也和所有人一样站起来狂呼乱叫。在这种节日和团结的气氛里，在那些既在球场里，又在看台上不停亲吻互祝胜利的男人们当中，有一种把我心里的罪恶感隐藏起来、把我的恐惧转变成骄傲的东西。但是在球赛过程中那些安静的时刻，在三万人同时听到球员将球踢进球门时，我把目光转向了看台后面的海峡和一艘正从道尔马巴赫切皇宫前经过的苏联船只上，我在想芙颂。她在对我并不熟知的情况下选择我，并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给我的做法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的眼前不停地闪现出她细长的脖颈、她特有的肚脐、她眼中有时同时出现的怀疑和真诚、躺在床上看着我时眼神里那忧伤的诚实和我们的接吻。

哥哥说：“你大概是在想订婚的事情。”

“是的。”

“你很爱她吗？”

“当然。”

带着一种半是怜爱，半是见多识广的微笑，哥哥把目光转向了进入中场的球上。两年前他开始抽他认为有个性的雪茄，他的手上拿着一支马尔马拉牌的本地雪茄，球赛期间从贞女塔方向吹来的一阵微风不仅吹拂起球队的巨幅旗帜和球场边上的小红旗，也把雪茄的烟雾，就像有段时间父亲的香烟那样吹进了我的双眼，让它们像儿时那样痛得流泪。

“婚姻对你有好处。”哥哥的目光还盯在球上，“你们马上生孩子，别拖太久，这样你们的孩子就可以和我们的孩子做朋友了。茜贝尔是个脚踏实地的本分姑娘，可以平衡你的浮躁。我希望你不要像其他姑娘那样，也让茜贝尔厌倦。喂，裁判，犯规了！”

12。接吻（2）

当费内尔巴赫切踢进第二个球时，我们一起站起来大叫“进球了”，还拥抱亲吻了一下。球赛结束后，父亲当兵时的朋友水桶·卡德里和几个喜欢足球的商人、律师和我们一起跟着叫嚷的人群，爬坡来到了迪万酒店，我们喝着拉克酒，谈起了足球和政治。我依然在想芙颂。

卡德里先生对我说：“凯末尔先生，你在想什么呀。你大概不像你哥哥那样喜欢足球。”

“其实我是喜欢的，但最近几年……”

“凯末尔很喜欢足球，卡德里先生，但传球不灵。”哥哥嘲讽地说。

我说：“其实我可以背出1959年费内尔巴赫切球队里所有球员的名字。厄兹江、内迪姆、巴斯里、阿克君、纳吉、阿弗尼、微小·穆斯塔法、江、余克塞尔、莱夫泰尔、埃尔衮。”

水桶·卡德里说：“塞拉杰廷也在那支球队……你忘了。”

“不，他不在那支球队。”

话题拉长了，就像在这种情况下总要发生的那样打赌了。为了搞清楚塞拉杰廷1959年是不是在费内尔巴赫切踢球，我和水桶·卡德里打了赌。赌输的人将请这些在迪万酒店喝酒的人吃饭。

回家走到尼相塔什时，我离开了那些男人。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那套房子里有个盒子，里面藏着有段时间我从口香糖里收集来的球员照片。母亲把包括我们的旧玩具在内的所有东西都遣送去了那里。我知道，如果我能找到那个盒子，找到儿时和哥哥一起积攒的球员和演员的照片，我就能把赌打赢。

但是一走进那套房子，我明白自己是为了回忆和芙颂度过的那些时光而来的。我盯着和芙颂*的床、床头柜上装满烟头的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