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1/4 页)

玉，因此才能不问外事，专心读书，积累精湛的学问。这样一来，其思想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罗氏的羁绊，与逊帝溥仪生出瓜葛，因而难以自脱。顾颉刚的结论是：“倘使中国早有了研究学问的机关，凡是有志研究的人到里边去，可以恣意满足他的知识欲，而又无衣食之忧，那么静安先生何必去靠罗氏，更何必因靠罗氏之故而成为遗老？”顾颉刚还谈到王国维的辫子，认为“这是他不肯自居于民众，故意立异，装腔作势，以鸣其高傲，以维持其士大夫阶级的尊严的确据”。在文章结尾，顾颉刚高呼口号：“国家没有专门研究学问的机关害死了王国维！”“士大夫阶级的架子害死了王国维！”

自沉之谜（4）

除了以上几种说法，刘雨的王国维受梁启超排挤说，商承祚的衅由中冓说，都是后起的。前者纯属无稽之谈，不值一驳。梁启超自身为天纵之才，他心理健康，没有嫉妒天才的毛病，决不是作伪欺世的小人。吴其昌（清华国学院首届高材生）在《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的演讲稿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时任公先生在野，从事学术工作，执教于南开、东南两大学。清华研究院院务本是请梁任公先生主持的。梁先生虽应约前来，同时却深自谦抑，向校方推荐先生（引者按：指王国维）为首席导师，自愿退居先生之后。”王国维潜心治学，不愿受俗务牵累，院务遂由吴宓教授主持。梁启超衷心佩服王国维的学问，每遇不易解答的疑难，他总是对弟子说：“可问王先生。”王国维遽然谢世后，梁启超即前往外交部（清华学校当时属外交部管辖）为王家争取抚恤金。此后，他还带学生去墓地追思，扶病撰写《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序》，对王国维的学问推崇备至：“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严正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先生没齿仅五十有一耳，精力尚弥满，兴味飙发曾不减少年时，使更假以十年或二十年，其所以靖献于学者云胡可量？一朝嫉俗，自湛于渊，实全国乃至全世界学术上不可恢复之损失，岂直我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同学失所宗仰而已！”这已充分说明，梁启超与王国维之间没有任何嫌隙。至于商承祚的衅由中冓说，倒是有些线索可寻，据陈鸿祥的《王国维年谱》透露：王国维的续弦潘夫人是原配莫夫人的姨侄女（姊姊的女儿），姑侄同嫁一夫在旧社会也属乱伦，固为禁忌。王国维的续娶乃是依从了莫夫人临终的遗言，他与年轻的潘夫人结缡后，伉俪情深。但他的儿辈很难做人，昔日的表姐摇身一变成了继母，不仅感情上不服帖，就是称呼上也难办。潘夫人耳根软，容易受仆媪挑拨，长子王潜明的娇妻罗孝纯与婆婆处不好关系，即在情理之中。商承祚撰文暗示，正是婆媳不和，导致罗振玉携女大归，罗、王友情一朝破裂，成为王国维自杀的导火索。

性格因素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忽略，那就是性格，性格即命运。王国维幼女王东明在《先父王公国维自沉前后》一文中写道：“先父生性内向耿介，待人诚信不贰，甚至被人利用，亦不置疑。在他眼中，似乎没有坏人。因此对朋友，对初入仕途所事奉的长官和元首，一经投入，终生不渝。”王国维深沉质朴，性情“于冷静之中固有热烈”，凡事以不违心为基本原则，费行简在《观堂先生别传》中赞叹道：“心所不以为是者，欲求其一领颔许可而不可得。”王国维自视甚高，但他对时事不轻置可否，对时人不轻加毁誉，平日拙于交游，终日不出户，相对无一言，而意气相感，自觉亲切。他与人交流，多采用书信方式，笔端意气洋洋，又颇似性情中人。王国维在1898年6月18日致许家惺的信中说：“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由于他平时很少展露笑颜，又不大开口讲话，给外人的印象便是严肃冷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性格开朗，嗓门大，到哪儿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但每次见了王国维就会立刻噤若寒蝉。王国维五十寿诞时，办了三桌酒席，杨步伟硬是避让着不肯与寿星公同桌，她是爱笑爱说爱热闹的，寿星公那一桌只知闷头闷脑喝酒吃菜，她受不了。这些当然都只是皮相。叶嘉莹教授作过更高层次的分析，将王国维的性格特点归纳为三：“第一乃是由知与情兼胜的秉赋所造成的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有着感情与理智相矛盾的心理；第二乃是由于忧郁悲观之天性所形成的缺乏积极行动的精神，但求退而自保，且易陷于悲观绝望的消极的心理；第三则是追求完美之理想的执著精神所形成的既无法与自己所不满的现实妥协，更无法放松自己所持守之尺寸，乃时时感到现实与理想相冲击的痛苦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