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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保持在原位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巴特勒，王逢振，第94页）把“女性”的身份视为天经地义的存在，视为“自然”的存在，那么男尊女卑的男权制也就是天经地义和自然而然的了。这是女性主义绝对不能接受的判断。 巴特勒在《暂时的基础：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问题》一文中指出：“与后现代主义相反的一种努力，则试图加固那些首要前提，即：任何政治理论都需要一个主体，需要从一开始就假定它的主体、语言的参照性以及它所提供的体制描述的完整性。因为没有一个基础，没有这些前提，政治简直不可想象。”“主张政治需要一个稳定的主体，意味着声明这一主张不能有政治对立面……于是，这种单方面确立政治疆域的行动就像一个独裁阴谋，其目的是使关于主体地位的政治争论立刻得到平息。”（巴特勒，王逢振，第68…69页） 巴特勒说，女性主义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假定女人和男人各自从属于一个有着共同特征、兴趣、分享共同身份的群体。（Dunphy； 29）在政治上很有必要使用“女性”、“酷儿”、“女同性恋”、“男同性恋”这些词，这些术语在我们能够完全理解它们之前就被说了出来。她认为，“女性”一词在学理上是模糊的，但是在政治上要清楚。区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不一定对我们有帮助。    
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9）
一个矛盾的模式是：社会性别不仅是我们接受的，也是我们抵制的。它维持我们的存在，又限制我们的存在。它影响我们的决定和行动。用巴特勒的话说：社会性别是一个“麻烦”。“社会性别不应当被建构为一个固定的身份”，而应被视为“结果”，是“身体姿态、动作和不同风格的有规律的重复的产物”。（Glover； et al。； 157）社会性别既非永远固定的，也非永远流动的，而是受到社会和文化的限制的。 有人提出一种分两步走的方案：虽然女性并不是一种固定身份，但文化和社会把它看成是某种身份，这是当前的现实。我们第一步是争取各种身份之间的平等身份，第二步是解构女性这一概念，不再把它视为一种身份，而是把它视为行为。“承认一种身份、一种标签无论多么有价值，总是有可能将其僵化，固定化，阻碍变化，使观点变成教条；立场被制度化；潜在的盟友被排除；从而使女性主义变成保守主义。”（Tripp； 40） 持反本质主义立场的女性主义者提出到底是要身份政治还是要横断面（transversal）政治的问题，身份政治将男女两性的关系视为唯一的、对立的，排斥了政治身份的多样性；而横断面政治则承认具有各种特殊倾向的群体，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同性恋研究者开始强调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社会建构性。由此发展出来的酷儿理论在90年代引起极大关注。 酷儿理论超越了同性恋身份政治，在性别和性的问题上站在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正统观念，提出性别非固定性的理念，破坏固定不变的分类，质疑所有的本质化的倾向和两分思维。 酷儿理论指导下的写作以性为主题，特别是从同性恋者和易性者的角度提出问题，质询对性、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传统理解。所谓酷儿性（queerness）指的就是难以适应分类。所有那些自称“酷儿”的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难以为他们分类。不止是有男性气质的女人、有女性气质的男人、同性恋者、易装者、易性者，还有很多难以归类的人都会感到：“我的自我不仅仅是这样的，我比这个要多得多。” 塞芝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为酷儿所下的定义是：“酷儿可以指：开放的错综复杂的可能性、断裂、重新选择、不和谐、不协调、不一致与回应、共鸣、意义的偏离与超越，人的社会性别的形成因素并非与其生理性别完全一致。”（Glover； et al。； 106）如果说在女性和女性主义内部有着如此丰富多元的身份，单一的女性概念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身份政治中的第三种立场将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二者都否定了，认为前者忽略了女性内部的差异；后者不能创造有效的理论和政治。它主张将性别划分只当作暂时的策略。因此，这一方案又被成为“策略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m）。这是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提出来的。公开承认女性概念是一种政治干扰、政治介入，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政治利益，而不是为了说明真实情况。“女性”不应当被理解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