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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门“核夺施行”。（27）

这一骇人听闻的说法传出后，引起了中国官场不小的震动，在洋务官员看来，赫德这一举动，大有项庄舞剑的嫌疑。当时赫德正在极力向中国推销铁甲舰、蚊子船，曾任船政洋员监督的日意格因为经常指摘英国舰船的缺点，可能成为了赫德的眼中钉。同时，推销英国船只的最大竞争对手，无疑是中国国内的造船企业，挑“康济”的问题，无外乎是给官场人士留下福建船政造舰水平不行的印象。

对于赫德的批评，洋务派官员立刻群起回击，以防被清流保守派借机生事。时任船政大臣黎兆棠最先行文总理衙门，称赫德的行文“足证遇事关心认真”，但是将普通商船规范引用来挑剔“康济”的做法，“微有不符”。

有别于黎兆棠温文尔雅的反应，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举动显得更为有力。先是转述了事件当事人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会办徐润查验的结果。即“康济”舰原本是军舰舰型，“不计装货多寡”。商议拨给招商局后，“将船中添配船面，连接船头船尾，庶使住房之外多装搭客”。称“康济”从马尾开往上海的途中，“亦觉平稳”，虽然不是商船常用的平底船型，但是稳性与招商局进口的商船并无多少差别。到达上海后，招商局为“康济”舰投保，“洋行保险验船人到船细看，均称船身坚固，行驶平稳，否则船主固不放心，即保险洋行亦不肯承保”（28）。

经过一番事实陈述，李鸿章做出结论性的建议，认为福州理船厅的说法“恐非确论”。此后，李鸿章又再度详细上奏清廷，力陈“康济”舰经过实际使用，“亦称平稳”，所谓尖底船不能用于商用的说法不可靠。在李鸿章的有力支持下，船政大臣黎兆棠等又接连上书澄清，最终化解了这场大风波。

“康济”拨给招商局后，主要在香港南洋一带航线航行，实际运用中并没有出现赫德说的危险情况。随着招商局商船的进一步增多，1884年左右，“康济”被调拨给同属李鸿章淮系的北洋水师。和该级军舰的首舰“威远”一样，“康济”不久也成了练习舰。

1888年，随着北洋海军的正式成军，军中急需专门用于培训鱼雷专业士兵的练习舰，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遂决定将“康济”练习舰改为鱼雷练习舰。（29）改造的内容主要是添加武备，回到福建船政进行施工，从之后的情况看，“康济”舰简直成了武器训练平台，所装备的武器型号五花八门。共装备有80磅瓦瓦苏尔前膛炮一门，12磅阿姆斯特朗炮两门，87mm克虏伯舢板炮四门，金陵制造局造10磅前膛炮四门，诺典费尔德机关炮两门，格林机关炮两门。由于“康济”舰体改动余地较小，这些火炮大都安装在舱房顶部。除此外，另加备了两具从德国购买的14英寸鱼雷发射管，用于教学训练。（30）

北洋海军覆没后，停靠在刘公岛铁码头旁准备运载残存官兵出岛的“康济”。非常巧合的是，这张照片中“康济”舰左侧海面那艘露出桅杆的沉船，就是“威远”舰。

甲午战争时，“康济”舰未参与主要战事，北洋海军覆灭后，日军将其解除武备，归还给中国，用以运输提督丁汝昌等人的灵柩，以及残存的北洋海军官兵离开刘公岛。1896年，清廷重建北洋水师，“康济”更名为“复济”，重新充当练习舰，并参与了从日军手中收回威海卫的仪式。推测于1910年左右退役。

“澄庆”

1879年7月25日，即船政第三号铁胁轮船“康济”下水后第五天，船政第四号铁胁轮船兴工建造，仍然属于“威远”级。工期如此紧凑的缘由，在于当年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函商，沈葆桢以南洋海防急需得力军舰，要求从船政调拨。对于开山之祖的要求，船政的回应相当积极，原本计划调出“扬武”、“威远”两艘军舰给江南，但当年中俄在西北发生龃牾，福建的海防形势陷入紧张，无法外调分拨军舰，遂决定立刻着手用轮机车间仿造出的第二台康邦机器建造一艘新的铁胁轮船，调给南洋。

船政后学堂首届学生，中国第一届留英海军学生，后来担任“澄庆”舰管带的蒋超英。

这时，船政大臣吴赞诚因病离职，赴江苏求医，直隶按察使黎兆棠被任命为第四任船政大臣。黎兆棠，字召民，广东顺德人，进士出身。丁日昌调职后，曾与吴赞诚同是第三任船政大臣的候选人。黎兆棠曾任津海关道等职，与治民直隶的李鸿章多有交往。接到清廷任命时，黎兆棠正因“心血过亏，血不养肝”等病在籍休养，病假到期后即奔赴福建，中途留意查看了两广总督刘坤一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