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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夏天，艾奇逊和尼采经常到办公室来坐坐，为他们支招。艾奇逊此时已基本上听不见了，但是那些年轻学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聆听他的教诲。在两位年长的政治家的指导下，珀尔、沃尔福威茨和威尔逊撰写研究报告，向参议院散发支持反弹道导弹系统的介绍材料。他们还组织人到参院军事委员会作证，为重要的参议员、带头为该系统争取资金的亨利·M。（斯库普·）杰克逊起草材料。当斯图尔特·赛明顿参议员画了一张非常引人注目的、说明反弹道导弹系统行不通的图表时，沃尔福威茨也画了一张同样抢眼的图表供杰克逊反驳对方时使用。

到夏天结束时，鹰派取得了重大胜利，参院以51票对50票一票之差，批准了反弹道导弹系统。“他们（沃尔福威茨、珀尔和威尔逊）帮助我们写的文件，大大超过了好争论和自负的科学家们撰写的内容失实的文件，”尼采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参院的投票结果使总统在与苏联谈判中有了筹码：美国现在可以主动提出以限制本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发展，来换取莫斯科做出类似让步。尼克松最终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限制了今后几十年中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发展。该条约延续到2001年12月，直到乔治·W。布什政府宣布美国将退出该条约。

1969年的那次较量，标志着国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是自1941年众院以微弱多数延长了和平时期征兵制以来，有关重要国防项目投票结果最接近的一次。投票为国会围绕军控和武器系统的发展畸形的数十年的斗争搭建了舞台；在这些摊牌中，支持和反对的双方都请了科学家和其他学术专家来支持他们的论点。围绕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辩论也是后来围绕着战略防御计划的###的先驱；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关键问题是反导弹系统造价是否过高，是否有效。

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7）

1969年夏天后来被证明也是保罗·沃尔福威茨和理查德·珀尔的一个转折点。他俩都发现，与学术界那些抽象概念相比，自己更喜欢涉足公共政策。通过与艾奇逊和尼采的联系，这两位研究生体验了华盛顿###的惊心动魄和未来在政府里发展的可能性。后来，珀尔和沃尔福威茨成为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的两位最主要的鹰派人士，就像艾奇逊和尼采在20世纪中叶成为冷战的领军人物一样。

最重要的是，这两位年长者向沃尔福威茨和珀尔灌输了对同苏联搞军控的强烈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做出这种努力本身的愿望也许是好的，但也有可能损害到美国的利益，甚至会从心理上削弱美国。

夏季结束时，珀尔留在了华盛顿，在参院里为领导了反弹道导弹系统斗争的亨利·杰克逊参议员做办公室助手。他再也没有回到研究生院。在70年代，凭借着杰克逊的强有力支持，珀尔成为国会反对与苏联搞军控的主要推动者。亨利·基辛格后来写道，珀尔“在追求自己更远大的目标——阻止政府的军控政策——时，既显示出足智多谋，又表现得立场坚定”。

沃尔福威茨没有像珀尔那么快就放弃了学术生活。他返回了芝加哥大学，为沃尔斯泰特完成了学位论文，在耶鲁大学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然后，在1973年，他得到一个在政府的军控和裁军局工作的机会，他接受了这份工作，接下去的20年，他基本都是在国务院或者国防部里度过的。

沃尔福威茨能够获得他的第一份政府工作，间接受益于亨利·杰克逊的努力。1972年，尼克松和基辛格推行了与苏联缓和的政策——目的在于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在军控问题上达成协议。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莫斯科进行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达成协议之后，受到来自协议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于是，尼克松为了维持国会对他的脆弱的支持，开始在政治上做出让步，他希望以此来确保国会批准这项军控条约。1973年初，在杰克逊的压力下，尼克松同意撤换美国军控和裁军局的大多数高层工作人员；几个月之内，13名高层官员被解职。杰克逊认定，尼克松第一个任期内的军控班子过分热衷于和苏联签协议。尼克松和基辛格反正很愿意换掉第一任期内使用的军控谈判者，这些人对基辛格不允许他们参加在莫斯科的谈判感到不满，他们对尼克松和基辛格对苏联人做出的让步知道得太多了。

尼克松挑选了与沃尔斯泰特和其他鹰派人士共事的兰德公司的战略家弗雷德·埃克雷担任军控局的新局长。与他的前任相比，埃克雷对军控是否明智以及能够带来什么益处，要清醒得多。实际上，杰克逊是在负责进行军控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