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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积淀的中华习俗文化更像潺潺流水，抽刀断水水更流，哪能凭空划下一条线，然后对身处其中的人们宣告：往前是古，往后是今；左边是彼，右边是此呢？

然而对那句“自己的东西则故意视而不见”，却让我欲辩还休，对于所生长的这片土地，在日据时代中后期那段历史，我的确所知甚稀。

这一阵子，都在找寻相关史料，希望透过这些点滴，寻得当日的一些真实。

整理逝去的这段，主要是为了自己，我想今生今世，走到世界任何角落，那个美丽的小岛也永远是我的家乡。

家乡至今未远的过往，长到那么大，突然有种殷切的渴望，不愿让她在心中继续留白。

皇民化教育

日治后期（1926－1945年），此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兴起，为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对台积极实行“皇民化政策”。

所谓的皇民化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能够对天皇与国家尽忠，培养拥有牺牲小我情操的人民，本岛人被要求说国语（日本语），遥拜皇居，参拜神社。

这里提到的“本岛人”是当时岛上的在台日人为了区别彼此所发明的称呼，他们自称为“内地人”，称台湾人为“本岛人”，而对当时同样是殖民地的朝鲜人，则称他们为“半岛人”。

在日治中期，平地上的台湾人仍参与零星的抗日组织，比方“农民组合父母会”，表面的功能是农会里若是会员的父母去世了，大家集合相帮，实际上从事的是抗日的活动。

当时的警察与地方保正搜查相当严格，若抓到散布抗日思想的嫌疑犯，往往一关六七年。关在矮牢里，人无法站直，几年下来原本长得很高的汉子，出来也就驼了。

高山上原住民抗争的雾社事件（1930年，昭和五年）死伤惨重，当时日警为了搜捕蕃人，甚至开出献上蕃丁的首级可领取一百圆的高额赏金。

要知道那时很多蕃人每日采伐与搬运修建屋舍的桧木以致肩膀流血，做一天的苦工也只得五十钱。

令人叹息无语的不仅是蕃丁，蕃妇的首级可换取的赏金是三十圆，孩子是二十圆。

故国衣冠与海角七号（5）

很少人知道原住民的这段故事与当时的泣诉：“为什么我们不能过着原本的快乐生活，日本人跑到深山里来就为了欺负我们不成？”

最近听说《海角七号》的导演五年前已计划筹拍雾社事件中莫纳·鲁道的故事。

片名已定为《赛德克·巴莱》（原住民语：真正的人），希望影片能还原这位在日军与日警的追击下，命令族人自缢，最后独自在大断崖深处自杀的抗日领袖的生平。

台湾总督府对当时雾社事件的报道重点自然放在死伤的内地日人平民身上。那么究竟当时在台有多少日人呢？

根据1930年（昭和五年）的国情调查，在台湾的内地日人，1895年时仅有数千人，到了1930年总数已升为221808人，在台湾出生者高达75457人，这个数字成长之快令人咋舌。

事实上，昭和时代的台湾在财政上已上轨道，同一时期的日本本土却面临着经济不景气环境的压迫。

相较日本本土、满州与朝鲜，台湾这个地方被经营成日本人的宝库。气候宜人，便宜的劳工也使岛上的生活比起内地来得轻松。

在日本前二十多年强悍的统治风格下，台人慢慢放弃了毫无希望的武力抗争，良好的治安也让内地人感到放心。因此越来越多日本人愿意举家定居台湾。

除了日本各项职业的劳动者与投资者迁台外，中国沿岸厦门、福州等地也有劳动者，每到春夏，包种茶制造时期，定期搭船前来打工。同样是1930年（昭和五年）的统计资料显示，从淡水、高雄入境的中国劳工有12392人，出境的有9237人，他们辛勤地工作为的就是多攒点钱回家。

本岛台湾人也努力让自己生活过得好，大家庭里即使妇女也合心协力从事劳动工作，相较于在台日人，本岛台湾人的生活消费非常低，星期假日也勤勤恳恳地工作，本岛人的事业也因此日渐成长，当然城乡的经济情况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的。

在昭和年间，日本政府因本身短绌的财政而时常挪用台湾总督府的公债金额，这些举措也往往造成在台湾内地日人薪资减俸的情况。当时侨居台湾的内地人抱怨这就像“自以为很有钱的父亲为金钱所困，最后让拼命省下钱的儿子交出大笔存款”。他们共同的心声是：祖国啊（日本），请赶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