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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我在梦觉方面智商是相当低的。一直到了十年浩劫，我身陷囹圄，仍然是拥护这一场浩劫的。西谚说：“一切闪光的东西不都是金子。”在这期间，我接触到派到学校来“支左”的解放军和工人。原来这都是我膜拜的对象。“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我深信不疑，奉行唯谨。可是现在一经接触，逐渐发现他们中有的人政策观念奇低，而且作风霸道，个别的人甚至违法乱纪。我头上仿佛泼上了一盆凉水，顿时清醒过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我是明白的。可是这样的作风竟然发生在我素所崇拜的人身上，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们唯物主义者应该实事求是，光明磊落；花言巧语，文过饰非，是绝对不可取的。尽管我们知识分子身上毛病极多，同别人对比一下，难道我真就算是“臭老九”吗？

第四部分

第59节余思或反思

我在上面啰哩啰嗦讲了一大篇，无非想说，“文化大革命”整知识分子，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怎样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的。对广大的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来说，“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过去。再拿我自己来做个例子。我一方面“庆幸”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被关进了牛棚，得以得到了极为难得的经验。但在另一方面，在我现在“飞黄腾达”到处听到的都是赞誉溢美之词之余，我心里还偶尔闪过一个念头：我当时应该自杀；没有自杀，说明我的人格不过硬，我现在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妙的。既然我有，我就直白地说了出来。可是我要问：有这种想法的难道就只有我季羡林一人吗？

这就联系到我思考的第三个问题：受害者舒愤懑了没有？

这个问题十分容易回答。根据我上面的叙述，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

要谈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回顾过去谈起。解放初期我和其他老知识分子的情况，我在上面已经写了一点，现在再补充一下，补充的主要是从海外归来的游子。远居海外的华侨，亲身感受到解放前后自己处境的剧烈变化。他们深知这一切都与祖国的解放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一向爱国的华侨，现在爱国热情蓬勃激荡，为前此所未有。华侨中青年人纷纷冒万难回到了祖国。他们同国内的知识分子一样，看一切都是红艳如玫瑰，光辉似太阳。愿意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此外，一些在国外工作和讲学的中国学人，也纷纷放弃了海外一切优厚的生活和研究条件，万里归来，其中就有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沉的老舍先生。他们各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认为祖国前程似锦，自己的前途也布满了玫瑰花朵。

然而，曾几何时，情况变了，极左思潮笼罩一切，而“海外关系”竟成诬陷罗织的主要借口。海外归来的人，哪里能没有“海外关系”呢？这是三岁小儿都明白的常识。然而我们的一群“左”老爷，却抓住这一点不放，什么特务，什么间谍，这种极为可怕的帽子满天飞舞。弄得人人自危，个个心惊。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恶性发展。多少爱国善良的人遭受了不白之冤！被迫害而死的不必说了。活着的也争先恐后地出走。前一个争先恐后地回国，后一个争先恐后地离开，对比何等地鲜明！我亲眼目睹的这种情况可谓多矣。这对我们祖国有多么大的危害，脑筋稍微清醒一点的人都会知道的。被迫出国的人，哪一个不是满腔悲愤，再加上满腔离愁，哪一个儿女愿意离开自己的父母！然而他们离开了。

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和被迫离开的知识分子，哪一个人舒过愤懑呀？

若干年前，出现了一些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据我看，写作者多半是年轻人。他们并没有多少“伤痕”。真正有“伤痕”的人，由于种种原因，由于每个人都不同的原因，并没有把自己的愤懑舒发出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是其中蕴含着一些危险的东西，不利于我们祖国的胜利前进。

我们不是十分强调安定团结吗？我十分拥护这个提法。没有安定团结，我们的经济很难搞上去，我们的政治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安定团结。在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还有一肚子气的情况下，真正的安定团结恐怕还难以圆满。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尽管许多知识分子的愤懑未舒，物质待遇还只能说是非常菲薄，有时难免说些怪话；但是他们的爱国之心未减，“不用扬鞭自奋蹄”。说这样的人是“物美价廉，经久耐用”，完全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然而却听说有人听了很不舒服。我最近还听说，有一位颇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