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呤唎给了太平军很高的评价，但伟大导师马克思却发表了完全不同的意见。1850年，当马克思得知中国广西发生了革命时（天地会），他兴奋的认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原文三个词为法语）”。

而在得知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更是信心满满地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连恩格斯也感染了这种兴奋，他说：“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但是在1862年，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已经对这个太平天国完全失望了。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马克思毫不容情地斥责道：“（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想要真正客观的评价一个历史事件非常的难，特别是象太平天国这样在历史上富有争议的敏感题材。笔者没有能力去评价，只能引用一些历史大家的观点，供读者参考。

智者梁启超的评价一针见血，他说：“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演中，扼要地提出了一些对太平天国的看法：“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是一个民族革命，但实际也不尽然。至少他们太不懂政治，他们占了南京十多年，几乎没有丝毫制度上的建树。”“他们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大抵是粗浅一些的社会主义，他们是有此想法的。但说到政治就太低能了。”“他们国号太平天国，早可预示他们的失败。这样一个国名，便太违背了历史传统。正因为这一个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的失败了。当时洪杨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有失败。”

钱穆先生是大家，他的评论是平和公允的。台湾历史学家陈致平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华通史》里，却严厉的批评了太平天国与洪秀全：“定都南京后，它所能统治的地方，不过江南一隅与安庆、九江、武汉几个据点而已。太平天国的政权完全建立在军事上，而不能与政治配合。其作战的‘冲击’、‘屠戮’、‘裹胁’与‘流窜’的行动颇类流寇，而中国历史上的流寇政权是没有能成功的。”

“天国的法令森严，刑律惨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天条以外之罪，也非杖即死。死刑中又有‘点天灯’‘五马分尸’‘割肉’‘抽肠’等非刑。行刑之前，往往先鸣锣聚众，讲说道理，宣布罪状，然后当众行刑，令观者惊心怵目，自然俯首听命，而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统治，完全违背了当初革命救世的人道宗旨，自然要归于失败。”

“洪秀全等人，起自草莽，既缺乏政治学术，又不能罗致政治人才辅弼，而始终建立不起一个健全合理的政治组织。人性弱点，往往能共患难而难共安乐，早年誓同生死的患难兄弟，一旦享富尊荣，经不住物欲的诱惑，与权势的冲突，竟自斗而亡。最为讽刺的，是他自己揭橥的革命宗旨，常自行推翻；自己所订的天条，已自行违犯。”

孙中山先生曾一度以洪氏自许，但后来他却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单纯的造反并不解决问题，“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近代史学者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