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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之前，义律甚至想主动承担起制止鸦片走私贸易的责任。也许他认识到，从长期来看，鸦片走私将危害到英国扩大其在华的合法贸易。义律显然知道，英国鸦片贩子并不把中国缉私官员放在眼里，这些人已经熟知了那些中国官场的潜规则。义律天真的认为，他的出现将使得英国鸦片贩子有所收敛。

在林则徐发起严厉的禁烟行动后，义律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大量措辞严厉的通告：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拥有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在虎门以内从事该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

笔者无意否认鸦片贸易的罪恶性和清政府打击鸦片贸易的正义性，但这里引发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英国政府并不支持鸦片走私贸易，那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何以引发一场战争？

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中国除外），鸦片贸易是合法的，英国的鸦片贸易也并非只针对中国，但只是因中国市场需求导致贸易额巨大…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占到英国对华贸易的一半！英国一直到1868年才制定《毒品药店法案》，但真正严厉禁止鸦片则是二十世纪初期后的事情了。

美国也参加了对华鸦片贸易走私（鸦片战争前大概每年从土耳其运来一千箱），其在1885年才立法禁止美国本土的鸦片贸易。但在欧美国家，和中国古代相仿的是，鸦片产品大都是以药物出现，大量吸食鸦片的现象并没有出现。

对于鸦片贸易的争论，不论是中国还是英国，从来就没有平息过。早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英国许多有识之士就一直在谴责并呼吁取缔鸦片贸易，如沙夫茨伯里伯爵就曾说过：“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就连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也深有感触的说：“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

英国以贸易立国，很多英国人更加看中资本的逐利性，既然鸦片能带来的这么巨大利益，且鸦片在英国本土又没有市场。看不到鸦片的危害，英国议会长期通不过禁止鸦片的法案也就理所当然了。

对于受害国的中国来说，鸦片走私贸易可能没有英国议会里绅士们辩论的那么轻松了。御使袁玉麟说过，百姓要是仍旧沉湎于鸦片的话，那么“夫无以训妻，主无以使仆，师无以教学子”，民心将毁于一旦。面对越来越猖獗的毒品入侵，清政府内部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黄爵滋主张制定新的法律，对吸食鸦片者限期一年戒烟，尔后查获再吸食就杀头。但当时大多数督抚都不同意这个办法……由于牵涉到当时复杂的死刑上报程序，扑杀瘾君子只能给各地督抚带来无尽的麻烦。他们大都赞同去海口查禁，正如矛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里指出的，“禁烟责任推给海口，内地官员即可摆脱干系；能够推到广东最妙，禁烟成了广东一省官员的事务，其余省份当然乐得轻松。”

林则徐支持了黄爵滋的建议，他说：“死刑是对吸烟者非常严酷的惩罚。但是用死刑威胁他，恫吓他除去这种恶习是对的。吸烟之辈陷溺已深，会因戒烟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因此，烟瘾必须由国家帮助来戒绝，须开设戒烟院。”

后来，他给道光帝上奏说，倘若朝廷对鸦片走私贸易视而不见，“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句话深深打动了道光帝，于是下定决心禁止鸦片。

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南下广东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禁烟运动。让林则徐感到惊讶的是，当他下令收缴鸦片时，义律未请示伦敦，也没有讨价还价，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所有存货两万多箱鸦片，此举让林则徐感到满意，却引起了英国朝野一片哗然。义律后来也被撤职，被派到北美得克萨斯任英国代办，和后来林则徐被充军到新疆倒有几分相象。

但这时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1839年7月7日一伙英国水手来到九龙尖沙嘴的小酒馆酗酒闹事，引发斗殴，结果导致村民林维喜伤重死亡。林则徐毫不迟疑的要求英国人交出凶手，按大清律要捉拿水手中的一人来偿命。但义律只同意赔偿死者家属并惩办所有参与此事的水手，而拒绝交出一人来杀头顶罪。这时，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发生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冲突，中国人认为杀人偿命是理所当然，而英国人却无法认同自己的同胞受到他们认为的“野蛮肉刑”。这种冲突后来也导致了租界内治外法权的由来。

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林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