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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希特勒一嚷嚷，弄得德国人不干了，要重新打过。二战就这样爆发了。从此以后，战胜国黄世仁向战败国杨白劳强索战争赔偿的事，也就收敛不少，要不然避得狠了，杨白劳破罐子破摔，跟你玩命，也是件麻烦事。

且说镇南关大捷后，正当冯子材联合各路清军将领，准备分兵南下收复河内、太原的时候，1885年4月7日，清政府却突然于下达了“乘胜即收”、停战撤兵的命令。

命令来得太突然了，很多清军将士接令后，气得捶胸顿足，“拔剑刺地，恨恨连声”。许多士兵甚至跑到将帅帐外，写血书，立军令状，“磨拳擦掌，同声请战”，“战如不胜，甘从军法”。冯子材、王德榜等清军将领在大胜之下，也不想轻易放弃扩大战果的机会，便联合起来致电上司两广总督张之洞，要求代奏清廷，诛杀议和之人，以振士气。

当时人写诗讽刺清廷说：“十二金牌事，于今复见之。黄龙将痛饮，花目忽生期”，十二金牌就是当年南宋朝廷令岳飞从朱仙镇退兵的金牌诏故事。连清政府派赴广东会筹防务的彭玉麟也愤愤然的赋诗一首：“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但胳膊毕竟扭不过大腿，冯子材被迫遵旨撤军后，彭玉麟只能叹道，“老臣抗疏千行泪，一夜悲歌白发生！”

事实上，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即使在宣战以后，也始终在或明或暗地寻求和平活动。镇南关大捷本来使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都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但是，慈禧太后担心法国会“因愤添兵”，不断扩大战争，兵连祸结，这时主管谈判事务的李鸿章说，“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慈禧太后对此点头称是，以胜求和，也就顺理成章了。

武人好战，情有可原，但作为大清帝国的总当家，慈禧太后考虑的可能要多一点。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虽然清军在镇南关、谅山等地大败法军，并在北越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但是，法国舰队当时也占领了澎湖，对台湾地区形成了封锁状态，中法在陆海两个战场上，双方互有胜负，总体上形成一种均势。

慈禧太后担心的是，法国人会因失败而愤怒，因愤怒而继续扩大战争。实事求是的说，对于越南未来的战局，不要说慈禧太后没有十分的把握，恐怕前线将士心里也未必有底。镇南关大捷和临洮大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清军在人数上的压倒性优势所取得的，而双方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却不是短时间能够弥补的。

譬如在海战方面，中国的海军和法国舰队根本不是一个级别，这从马尾海战和浙江石浦中国两艘军舰被击沉的惨痛失败就可以看出。更让慈禧太后心烦意乱的是，法国舰队可能会对南方到北方的海上漕运构成威胁，甚至可能像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样，法国舰队北上进行骚扰，再度攻击京畿，这也导致清廷对持续作战底气不足。

海防空虚，加之战争耗费巨大，清政府在财力上难以支撑，也是停战求和的重要原因。中法战争总共耗资一亿多两白银，清政府并为此欠债达两千万两，其中相当部分是以海关税收作为担保，向外国银行所借的债款。（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

再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虽然英美等国在战争期间保持中立，但战争的过分延长会危及他们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正因为如此，英美等国也一直给清廷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尽快对法妥协，早日结束战争。英美等国并不希望中国取得对法战争的全面胜利，因为这可能会使得清廷对西方列强采取强硬措施，譬如英国外交大臣就曾说过，“中国的任何胜利，都会一般地对欧洲人发生严重后果”。

而中国的两个邻居，俄国和日本，也在虎视眈眈的看着战争的进程。拿俄国来说，早两年因强占伊犁的阴谋未能得逞，目前正企图利用中法战争混水摸鱼。1884年9月，在法国突袭马尾港的福建水师之后不久，俄国报纸竟然声称：“中国伊犁背约，将来法攻中国，俄亦欲夺疆土”。俄国人对土地的贪婪，的确让清廷头疼不已。

更为严重的是未来的中日冲突。中法战争期间，日本策动朝鲜的亲日派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遭到失败后，也不断鼓吹武力侵朝，这对中国北方的安全形成了潜在的巨大威胁。1885年初，正当中法军队在北析激战之时，日本代表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谈判有关朝鲜“甲申政变”的善后事宜，却暗中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暗通来往。清廷当时最担心的就是，法国和日俄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