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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时务报》的影响主要在南中国，而北中国最富影响力的报纸则是《国闻报》。报纸办的好坏，主要靠的是报馆主笔，《时务报》当时靠的是梁启超，而主持《国闻报》的严复也大有来头，当时号称“南梁北严”。

严复，字又陵，号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严复少年时曾入福州船政学堂读书，1877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1879年回国后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广泛地接触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甲午战争失败后，严复痛感民族危机严重，开始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原强》、《辟韩》等一系列主张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1897年10月，严复与友人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租界创办了《国闻报》，不久该报就成为“北方报纸之最佳者”。

严复最大的贡献，在于把西方的一些社会政治学说系统的介绍到中国，其中尤其以《天演论》影响最大。《天演论》本是英国思想家赫胥黎的重要作品，严复在译述时，结合中国实情写了不少按语，指出达尔文进化论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法则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以此阐明自己的维新变法主张，并认为只有实行变法才能“自强保种”，否则就要亡国灭种，为“天演”所淘汰。

《天演论》的成功发行，使得社会进化论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对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是一次重要思想启蒙，《天演论》中的许多词语，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几乎成为当时社会上最时尚最流行的词汇，不少人甚至将这些词语拿来作为自己的名字和号，如后来的胡适（字适之）。

据说，康有为读到《天演论》译稿后，连连称赞严复是精通西学的第一人，并在《孔子改制考》中吸收了不少进化论的观点。毫不夸张的说，只有从《天演论》介绍进化论开始，才开始真正激起了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兴趣和渴求，严复也由此奠定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的地位。

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天下闻名，后来湖南时务学堂就盛情邀请他去担任总教习，梁启超欣然同意。在他到达湖南长沙的当天，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公子陈三立、湖南学政江标、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等湖南官绅及社会名流熊希龄、唐才常等纷纷前往迎接，学堂全体师生更是齐集学堂门前，燃放鞭炮予以欢迎。

但是，梁启超在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时候，经常放言高论，无所顾忌的鼓吹其师康有为创立新孔教的意义。时务学堂的学生在梁氏的影响下，也出现了当地守旧势力所不能容忍的异端倾向和言论，当这些言论传播出去后，“全湘大哗”，先前还真诚欢迎梁启超赴湘的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纠集一批守旧士绅，向陈宝箴递交《湘绅公呈》，攻击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使时务学堂的学生“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并要挟陈宝箴整顿时务学堂，摒退梁唐二人。

在这些人的强大压力下，与梁启超同气相应的长沙南学会主讲人皮锡瑞被赶走，南学会被哄闹，《湘报》主编被殴打，王先谦等人还发动同乡京官向清廷上奏，攻击湖南维新派和支持变法的官员。由此，湖南原本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至此遭受重创。不久，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等人也只得黯然离开湖南，前往北京。

而此时，康有为正在北京发起组织保国会而忙得不亦乐乎。甲午战争后，列强在中国掀起了瓜分狂潮，康有为心急如焚，于1897年12月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他在上书中沉痛的指出，大清帝国已经到了被列强瓜分的边缘，国内老百姓的不满和反抗活动也已威胁到清王朝的生存，如再不及时变法图新，则“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此次上书，再次因为康有为的上级领导工部尚书淞桂拒绝代呈而未能递达给光绪皇帝，但是，这封上书却在北京的一些官员和士大夫中辗转传抄，后又在天津和上海见诸报端，在当时不亚于一次小小的“地震”。就连深宫里的光绪皇帝后来对此也有所风闻，并有意召见康有为，以当面听取康老师对变法革新的通盘设想。

但是，光绪虽然贵为皇帝，但也并非万事神通，当时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䜣就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为由，反对光绪皇帝直接召见康有为。于是，光绪皇帝只好通过中间方式，命王大臣传康有为“问话”，以了解康老师的变法主张。

1898年　1月　24日，对康有为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该日，李鸿章、荣禄、翁同龢等五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