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3部分(第1/4 页)

可的“唯一途径”。此后，张元的《东宫西宫》获得了阿根廷马格帕罗塔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王xiǎo帅《冬chūn的日子》1994年获希腊塞索斯尼克国际电影节金亚力山大奖；胡雪杨的《留守nv士》1993年获埃及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字塔大奖，何建军《悬恋》1994年获荷兰鹿特丹电影节影评人奖，《邮差》1995年获影评人奖和最佳影片奖

但是，著名电影学者戴锦华却言词犀利地指出了其中的弊端，“西方对于中国第六代电影的极度颂扬，所关注的并非是影片所呈现关于中国文化或社会的现实，也不是影片本身，而是‘电影以外的事实。第六代电影的独立制片方式，是继张艺谋的‘铁屋子’老房子中被扼杀的yù望故事，和在现当代中国史的景片前出演的命运悲剧后，成了受到西方瞩目的第三种指认中国的方式：一如张艺谋和张艺谋式的电影满足了西方人旧有的东方主义镜象；第六代在西方的入选，被用于补足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先在的，对于九十年代中国文化景观的预期，以完满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的民主、进步、反抗、公民社会、边缘人的勾勒……”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独立电影的处境实际上变得更加艰难，独立导演们和体制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僵化，形成了双方都很尴尬的不利局面。

独立电影七君子上书

2003年，局势的变化已经相当微妙。从这一年的年初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媒体公众和业内人士们关于电影分级的讨论便越来越频繁和j国家电影局开始主动召集一些著名独立电影导演，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以前的“训话”状态转为“大家能坐下来谈谈”。11月初，电影局打电话通知王xiǎo帅，让他通知贾樟柯、娄烨等导演，一起参加一个会议。11月13日，这个后来被神秘化了的座谈会终于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会议室进行了，当时参加会议的人被分成电影局官员、电影学院领导、独立电影人、电影学院师生4个部分，据与会者之一的电影学院教师张献民回忆说，“一共来了100多人。座位做得非常滑稽，整整齐齐地划分了两排，一边是贾樟柯、王xiǎo帅、娄烨、我、崔之恩、张亚璇，我们都是发了言的，贾樟柯的左边还有刘建斌、乌迪、何建军、章明、王超，后排有雎安奇、李yù、耐安、吕乐。后排的人都没能发言，不是他们不愿意发言，而是当时的场面就没有时间给大家发言。”

在这次会议上，张献民代表大家念了一份事先起草的提纲，这份提纲经过深思熟虑，有四条明确的意见，其中三条和审查制度有关。该提纲有七人签名，分别是何建军、雎安奇、贾樟柯、娄烨、王xiǎo帅、张献民和张亚璇（实际签名者人数则更多，均因各种原因撤销了签名），因为该事件的典型xìng和历史意义，他们随后被称为“独立电影七君子”。

对于这次“上书”和发生在整个2003年的明显变化，青年电影的代言人张献民说：“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利好”规定就有点像晚期癌症病人到医院就诊，大夫不给做手术，却说给你剪剪指甲吧实际现在这些主流电影已经没有yào方了，必死无疑。”

走向地上

无论如何，在“上书”之后的2004年，局势已出现明显改善，越来越多的第六代导演或与第六代导演处境相似而找不到出路的年轻导演，开始看到了希望的有效途径。情况并没有像张献民（blog）最初担心的那样每况愈下，但实际情况，也并不乐观。

事实上在诞生之初，第六代就面临着第五代不曾遭受的巨大压力，这些压力主要来自主流意识形态和严峻的市场。因此，第六代遭遇的是一场空前的经济与文化合围，为了保证创作并坚持自我，他们被迫进入一个绝非自由的创作空间，这种情况带来的漫长的恶xìng循环，对他们的创作力产生了巨大内耗。这种内耗导致第六代致命的缺陷是创作脱离市场，在漫长的、另辟蹊径的地下生涯中，他们普遍缺乏对市场的判断。

娄烨大概是最早获得出土机会的导演之一，但《紫蝴蝶》的执拗，却暴lù了第六代在面对市场时的尴尬——创作思想在所谓“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表象徘徊，对当下的关注也仅停留在边缘，历史观缺席，甚至虚构xìng也是缺席的，习惯于主题先行（甚至是形式感先行），而缺少真正丰满的故事和人物。

有一种广泛的误解是，一个导演从“地下”走到“地上”，就一定立刻会像金子见到太阳一样闪闪发光。但事实上，一个导演在地下无法解决的问题，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