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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死后第三天，宰相裴炎上奏，太子没有即位前，不应宣布敕令，有紧要事，建议由武后下令于中书、门下施行，帮助武后取得了最高发号施令权，凌驾于新皇帝之上。

这是武则天对相权制度的第一次破坏。唐初规定：凡军国大事，均需由宰相在政事堂议决然后由中书省起草制诏，经门下省审核，呈皇帝批准后颁布执行，不经过中书省和门下省，皇帝不能直接发号施令。但裴炎的上奏改变了唐初的这一规定，宰相议事的环节被省略，中书起草、门下审核的环节被省略，变成武则天直接发号施令。

唐高宗逝世一周后，唐中宗即位，武则天临朝称制。作为回报，武则天在两天后宣布裴炎为中书令。裴炎随即把政事堂从门下省迁到中书省，这实际上是把宰相的决策权和发令权集于一身，中书令在宰相中上升到首相的地位。这是武则天对宰相制度的第二个破坏。

宰相制度遭到破坏，皇权没有了制约，接下来发生的皇帝废立便轻而易举。

唐中宗是高宗的第七子，武后所生的第三子。按理本轮不到他做皇帝，但他的两位同母兄长一死一贬，无奈中才选择了他。他本没有两位兄长的学识和才能，又没能从中吸取教训。做了皇帝后不是思量怎么把国家治好，而是首先把自己的老丈人韦玄贞提拔为宰相。裴炎一再反对，中宗不接受，并且怒道：“我以天下与韦玄贞有何不可，而惜侍中邪！”把国家官职完全视为自己可以随意支配的私有财产，完全背离了唐太宗“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的祖训。

裴炎将此情况报告武则天后，武则天果断决定，废掉中宗。公元684年二月初六，武则天集百官于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等勒兵入宫，宣武则天令，废中宗为庐陵王。中宗做皇帝前后不过五十天。第二天，武则天立四子李旦为皇帝，继续临朝称制，并积极策划取代唐朝，自己做皇帝。她任命自己的内侄武承嗣，亲信刘祎之等为宰相，给诸武以大权，组成了自己的最高统治核心。裴炎虽仍以中书令而执掌军国大权，但实际上是被排除在这个核心之外的。

这一幕颇具戏剧性，裴炎和武则天本是老乡，裴炎是山西闻喜人，武则天是山西文水人。但此时的武则天，亲生儿子尚且追杀，何况是老乡。裴炎以破坏相权为前提帮武则天取得了最高统治权，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己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而武则天以中宗任人唯亲将中宗赶下台，自己却大肆任用武氏宗亲。其权力私有之心比中宗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三章：盛唐气象（4）

相似的一幕在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也上演过。*为取得最高权力，在*初期曾不遗余力的破坏制度，将全国人大代表选出的国家主席赶下台，从而使自己取得了“接班人”的地位。此时，*为取得“国家主席”的合法位置，开始格外思念起制度来，他在卧室中挂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折射出他想恢复秩序的心态，使自己的地位更加合法化，当这一切和最高领导人的意见相左时，*便决定铤而走险，从而酿成了国家和个人的悲剧。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制度建设和遵守的重要性。

裴炎的故事还没有完，公元684年九月，即唐王朝开国第66年之际，以徐敬业为首的地方官发动叛乱，而朝廷中裴炎、刘祎之等对武则天大权独揽、重用武氏、削弱相权感到不满。尤其是裴炎，当武则天询问他如何应对叛乱时，他却要求武则天还政睿宗。这让武则天异常恼怒，叛乱尚未平息，他就被武则天斩于洛阳都亭。当初参与废中宗的羽林将军因被人告发与裴炎同谋也被武则天斩于军中。

武则天在斩裴炎、平徐敬业、杀程务挺之后，召集群臣，作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谈话，她说；“朕事先帝二十余年，忧天下至矣！公卿富贵，皆朕与之；天下安乐，朕长养之；及先帝弃群臣，以天下顾托于朕，不爱身而爱百姓。今为戎首（指裴、徐、程），皆出于将相，群臣何负朕之深也！且卿辈有受遗老臣，倔强难制过裴炎者乎？有将门贵种，能纠合亡命过徐敬业者乎？有握兵宿将，攻战必胜过程务挺者乎？此三人者，人望也，不利于朕，朕能戮之。卿等有能过此三者，当即为之；不然，当革新事朕，无为天下笑。”

这段话发人深省，除了表明武则天要继续驾驭形势，登上皇位的坚强信念外，唐太宗执政时期的开明宽仁、平等协商的精神已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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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对武则天颇多微词，主要指责她*后宫、任用酷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