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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反应是神经质的。它以“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为依据列出了500名男女姓名，并命令4位共产党人包括马克斯、达杜博士辞去现有职务，不许参与公众集会。为了身先士卒，成为一志愿者的先锋”，他们针锋相对，立即组织集会和发表演说，随后即被捕并被关押了几个星期。政府还查封了共产党员鲁恩·弗斯特主编的报刊《前卫》，但她仅仅将报刊名改为《号角》又继续出版了。这些共产党人的行动为整个运动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6月26日是非洲人国民大会1950年号召全国大罢工的纪念日。按照原计划，蔑视运动从这一天正式开始。这次斗争从伊丽莎白港开始。兴致勃勃的志愿者戴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臂章，高呼“让非洲回来！”的口号，从新布莱顿出发步行至伊丽莎白港。当他们穿过标有“只准欧洲人进入”的火车站人口时，被等在那里的警察逮捕并押至停在那里的火车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警察决定将他们带到车站的另一侧时，不得不让载着他们的列车通过一座标有“只准欧洲人进入”的桥梁。整个事件如此具有戏剧性，以至当列车过桥时，整车厢的非洲人发出喝彩声。

曼德拉和卡恰利亚留在总部召集会议。因为是运动的第一天，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此时正是宵禁时间，非洲人在此时外出必须持有特许证。这样，散会后，两个人“很不志愿”地被巡警套上手铐，送进了位于马歇尔广场的警察局。在等着将他们送人牢房时，卡恰利亚问曼德拉：“喂，你觉得我们俩有可能关在一间牢房吗？”卡恰利亚是印度人，而当时的牢房也是按种族划分的。曼德拉眨了一下眼睛，“让我试试吧。我得屈尊奉承一下这家伙。”他是指那个站在一边的尉级警官。“少校，可否请您帮忙将我的朋友和我关到一起，他不愿意住到监狱的印度人牢房去。”这位警官听到称呼十分高兴，但嘴上还是念叨着“规定纪律”等等。当所有的手续办完后，他将两位犯人带到同一间牢房，命令两人进去。“哈哈，你这家伙，总是这么有办法。”卡恰利亚情不自禁地对曼德拉的机智表示钦佩。

第二天早上，狱吏送来早餐。曼德拉惊讶地发现他盘子里的食物与卡恰利亚的完全不同。“为什么我只有玉米糊和水，而我的朋友有咖啡、面包和果酱？”他很气愤地问。那个狱吏很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咆哮着：“闭嘴！吃你的！”这是曼德拉的第一次入狱经历。他后来描绘道：

我们被塞进操场，当中的一个人被一个年轻的欧洲人警察用力一推，摔下好几级台阶，折断了踝骨。我提出抗议。这时一个年轻的警卫员像个十足的牛仔那样照我腿上踢了一脚。我们都怒不可遏。我便开始示威。我们让他们看那住受伤的人，要求予以治疗。得到的粗暴回答是要我们改天再提要求。就这样，这位塞缪尔·马卡伊在监狱里度过了可怕的一夜，不断痛苦地呻吟。直到第二天，他才被送往医院。

曼德拉和他的同伴们很快就被放出来了。这时，蔑视运动已在全国各地展开，在开普省，在纳塔尔，在德兰士瓦，各地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有效地组织群众以各种方式蔑视种族隔离法令。有的从只许欧洲人通过的人口走进车站、邮电局和其他公共设施，有的坐在专门为白人保留的座位上，还有的故意在宵禁时走上街头，以示蔑视。这些志愿者认识到自己在从事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一项将根本改变自己命运的事业，精神振奋。正如一首自由之歌所唱的那样：“嘿，马兰！打开牢门，我们要进去，我们志愿者……”

当时位于专员街东方旅馆楼上的蔑视运动指挥部里总是挤得满满的。志愿者在这儿休息、交谈、交流情况。运动进行得有条不紊，指挥部里洋溢着一股喜气洋洋的气氛。有一次，当一位志愿者带来了一条极令人开怀的消息时，西苏鲁情不自禁地跳起了科萨舞蹈。在一旁的卡恰利亚简直看人了迷，“我太欣赏了，又要求他重新跳了一次。”在这样一种解放了的气氛中，警察成了嘲弄的对象，监狱成了宣传政治主张的地方，黑人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7月30日，警察在全国范围内袭击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印度人大会的16处工作地点，包括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