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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议决案》。其中明确写道：　“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

张国焘失败了，这是中共三大上他受到的一个沉重打击，但并不是惟一的打击。

在这次大会上，他还在另一个问题上受到了批评，使他越发觉得颜面无光。

批评过张国焘的

陈独秀陈独秀在代表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时这样批评张国焘说：　“张国焘同志毫无疑问对党是忠实的，但是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中共二大之后，张国焘搞“小组织”、“小集团”的批评就不时在党内出现，这使得一贯盛气凌人、善于发号施令的张国焘总感到有一种声名狼藉的滋味。

事情还要追溯到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时，中共中央为了秘密开会的方便起见，将在上海的党员分成几个小组，讨论一般政治问题，提出意见，供大会讨论宣言时参考。张国焘所主持的小组都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人员，人数最多。二大闭幕以后，小组成员由于都是负责工运的同志，所以也常常在一起开会讨论工作。

当时中共上海区的委员长是陈望道，据蔡和森说，陈望道在主张上与李汉俊和沈玄庐完全相同，而且这个人个性阴沉，反对集中制和批评，怀疑工人加入共产党，反对大罢工，主张党应秘密不应公开。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认为上海党的组织太消沉，主张应积极活动，但陈望道却以消极对之。蔡和森：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故党总不开会，表现出无组织的状态。张国焘也认为陈独秀把党搞得太松弛，应该有一个严格的组织纪律。所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有一次开会时表示对党总不开会的不满，主张对于劳动运动以后他们要常常开会讨论。包惠僧：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7页；李立三：　《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页。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事情，因为劳动组合书记部开会讨论劳动运动正是其份内之事。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人意料地复杂起来。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酝酿时期。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对国共以什么方式合作自然十分关心，所以在一次开会时，就有人提出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当时张太雷正因其他事在场，听了这种说法颇为不快。而从莫斯科和法国回国的同志，也对张太雷追随马林主张的倾向有所不满，便故意当着他的面加重反对的语气。

张太雷离开后，心里很不痛快，就将情况告诉了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施存统等人鼓励他向陈独秀报告。张太雷就去告诉了陈独秀施复亮：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陈独秀听后十分生气，认为这是党内出现了“小组织”。

陈独秀为什么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开会如此反感呢？并不是因为他们开会时有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言论，因为当时就连陈独秀自己也对马林的主张持反对态度。这里有另外一层原因：　陈独秀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党内的威望很高，他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这就是证明。但陈独秀毕竟不是一个标准的职业革命家，在他身上更多的还是知识分子的敏锐、易于偏激的特点。再加上他性格比较粗暴，在处理同志关系上时有不当。现在，二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五个委员中，除他自己外，其他四人都参加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会议，陈独秀自然会想：　这不是撇开自己、架空自己，搞小组织、小集团活动又是什么？

小组织问题如果就此结束，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引起全党共诛之的“罪恶”。岂料马林却在这个问题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其一下子变得丑恶了许多。

还是在西湖会议上，当与会者对国共合作的问题形成一致看法后，马林却从口袋里取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